张婉菊  喻春娇

（湖北大学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本文使用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数据库测度了30个非洲国家2009-2020年期间区域贸易协定条款总深度，实证检验了非洲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中非双边贸易流动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洲区域贸易协定深化总体上对中非双边贸易具有正向作用，表明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总体上有利于中非双边贸易合作。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西非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中非双边贸易有明显促进作用，但东非、南非和北非等次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中非贸易具有负向影响，表明东非、南非和北非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给中非双边贸易合作带来挑战。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参考。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贸易协定；条款深度；中非经贸合作

一、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非洲各国重视的优先发展战略。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组建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2019年5月30日，非洲国家批准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根据该协定，54个成员国实现关税自由化并完全消除壁垒，以期向非洲12亿人口打开泛非商品和服务贸易大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是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里程碑。那么，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s）条款深化对中非双边贸易的影响如何，是否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进而给中非双边贸易的深化发展带来挑战？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期为深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提供参考借鉴。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量化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贸易集团成员国之间逐步取消歧视性障碍和其他非贸易壁垒政策，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化措施，最大化利用成员国的各类资源，最终实现国际分工利益的最大化。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主要包括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优惠贸易安排及关税同盟等。Lawrence首次提出区域经济 “深度一体化”概念，“深度一体化”主要指双边经贸规则和政策的融合^[1]。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量化研究，学术界现多采用赋分法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文本内容按领域进行分类，再给出相应得分。Horn将区域贸易协定划分为52个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按照“领域内容是否处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框架”将协定化分为“WTO+”和“WTO-X”两类^[2]。Hofmann进一步对截至2015年的279份RTAs进行分析，并更新了WTO的RTAs条款数据库^[3]。二是关于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研究。申皓和杨勇以1999—2005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并未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4]。孙志娜^[5]考察了SADC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2001-2014年期间的贸易效应，得出SADC和ECOWAS的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贸易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并对非成员国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王霞和文洋的研究发现RTAs对非洲区域内部贸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且协定在生效12年后才会对内部出口增长产生促进作用^[6]。综上所述，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出发考察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非双边贸易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非洲大陆RTAs条款的深化对中非双边贸易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有别于以往仅仅关注RTAs签订本身对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贸易流动影响的研究，本文从RTAs条款深化角度实证检验了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非双边贸易流动的影响，为理解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推进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全新视角。此外，本文在使用现有文献常用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础上，还选择了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保证了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中非贸易发展状况

截至2020年，非洲国家共签订过52份区域贸易协定。依据世界银行RTAs条款深度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非洲大陆7个RTAs的条款深度（由于数据可得性，剔除“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自由贸易协定），见表1。由表1可知，无论是从“WTO+”条款的内容深度，还是从“WTO-X”条款的广度和约束性来看，东非共同体的贸易协定标准最高，而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贸易协定条款深度最低。“WTO-X AC”深度为0，说明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EMAC）并未实现世贸组织当前任务范围之外的义务。除此之外，7项区域贸易协定之间不同条款的深度均存在较大差异。以“WTO+ LE”为例，SADC和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WAEMU）的条款深度相差16，说明在法律约束条件下，SADC和WAEMU对标更高标准WTO规则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一直是非洲大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中国与非洲的双边贸易额自2009年的910.7亿美元起持续攀升，至2014年达到最高值，经历两年短暂下降后，在2017年达到1697.5亿美元并重新上涨。2022年，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2820亿美元的峰值，与2021年相比增长了11%。中国已经连续十五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表1 非洲大陆RTAs条款深度情况

注：“WTO+ AC”是属于世贸组织当前职权范围内，并且已经在世贸组织协定中作出某种形式的承诺的条款；“WTO+ LE”是在法律可执行的情况下，属于世贸组织当前任务范围内，并且已经在世贸组织协定中作出某种形式的承诺的条款；“WTO-X AC”是在世贸组织当前任务范围之外的义务；“WTO-X LE”是在法律可执行的情况下，世贸组织当前任务范围之外的义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RTAs深度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为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非洲国家贸易流量的影响，本文以Anderson^[7]所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四、回归结果

1.基准回归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逐步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以控制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表2是模型（1）逐步回归的结果，第（6）列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区域贸易协定总深度（lnDepth）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非洲大陆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中非双边贸易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非洲大陆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中非双边贸易合作。可能的原因是：非洲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非洲内部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导致的关税壁垒削减以及贸易便利化具有外溢效应，在促进区域内部贸易增长的同时，也会促进中非贸易流动。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lnGDP）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非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导致的贸易互补性对于中非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2. 稳健性检验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3.异质性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非洲大陆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故非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非贸易流动的影响效应亦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按照非洲发展银行标准将非洲划分为五个区域，并对其分别进行回归估计。表4是区域异质性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西非和南非次区域RTAs条款深化对中非双边贸易流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东非、中非和北非次区域RTAs条款深化则具有负向作用。其中，西非区域贸易协定条款深化对于中非双边贸易促进作用最明显。可能的原因是：西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且西非地区所有国家均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因此西非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带来的深度贸易便利化会对中非双边贸易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南非地区与中国长期开展产能合作，RTAs深化所提供的良好营商环境也会有效推动中非双边贸易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东非、中非和北非等次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中非双边贸易流动则有明显的负向作用，表明东非、中非和北非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会给深化中非贸易合作带来挑战。

表4  模型（2）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非洲区域贸易协定深化总体上对中非双边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表明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总体上有利于中非双边贸易合作。进一步地，本文研究发现非洲次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中非贸易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西非RTAs深化对中非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东非、南非和北非等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给中非双边贸易合作带来挑战与竞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非洲大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并积极应对大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具体而言：

第一，加强与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谈判力度。在确保与现有经济体之间贸易关系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尝试与非洲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自贸区，不仅能够有效对冲潜在风险、应对大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还能够有效推动多边主义体系的构建。非洲大陆现有区域性制度安排下的优惠制度与壁垒削减，对缩减中非贸易谈判时间、推动中非贸易便利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合作新平台，拓宽贸易流通新渠道。近年来，非洲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庞大的用户市场为其开拓经济发展新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中国在互联网支付、物流管理等多方面掌握的经验技术有助于帮助非洲电商生态系统的构建。中国应充分利用“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湖南中非自贸实验区”等平台，以“跨境电商”为渠道，打造在非咖啡、坚果等优势产品海外仓。实现跨境电商企业在非洲广泛布局，通过扩大对非洲优势产品进口，培育非洲特色商品供应链。

第三，以中非经贸合作园区为载体，加大对非直接投资力度。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中国应加强对非直接投资力度，通过优化市场准入规则、强化市场集散功能，整合产品加工与贸易合作，推动投资与贸易的双向发展。

第四，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础设施和运输条件落后是阻碍中非贸易合作深化的主要因素。中国应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投资非洲港口、机场等物流基础设施，鼓励优秀企业参与非洲国家光缆骨干网、智慧城市及通信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加强中非经贸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深化发展。

参考文献：

[1]Lawrence,Robert Z.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M].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2]Henrik Horn,Petros C. Mavroidis, André Sapir.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J]. The World Economy, 2010, 33 (11): 1565-1588.

[3]Hofmann C, Osnago A, Ruta M. Horizontal depth: A new database on the conten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7981, 2017.

[4]申皓，杨勇.浅析非洲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08(4)：49-54.

[5]孙志娜.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基于SADC和ECOWAS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7(4)：120-133+136.

[6]王霞，文洋.RTAs对非洲区域内贸易的影响——基于结构引力模型的RTAs贸易效应估计[J].世界经济文汇，2019(5)：59-73.

[7]Anderson, J.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 69(1): 106-116.

[8]Silva, J., Tenreyro, S. The log of gra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 88(4): 641-658.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