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进出口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面板基准回归模型 李卓豪 淮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是当前正常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隐患之一。为了更进一步地对不确定性风险事件造成的贸易影响进行研究,首先就必须了解不确定性风险形成贸易效应的渠道和影响程度。为此,在收集整理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当期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其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中,中国本土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程度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海外不确定性风险应对则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正面影响,相对的,中国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程度对中国进口贸易形成了正面影响,而海外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程度则没有明显影响。该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后续基于中国实况进行长期不确定性风险贸易冲击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并就此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不确定性风险; 贸易效应; 实证分析 一、引言 不确定性风险是指存在于决策环境中的风险,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或者存在无法准确预测结果的情况,导致决策者对特定事件或情况的发生无法确定,从而导致决策或生产活动发生风险事件。就近年来的趋势来看,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认知度逐步提升,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风险。这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各类国际事件在近几年频繁发生,例如各国外交政策变化、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这些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时常发生动荡。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往往会严重阻碍各国间正常的贸易活动的进行和进步,带给各方面参与者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第二,人们越来越看到当前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分析和预测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同样也让应对这种风险的预案制定处于被动。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环境中,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机制和预案制定日益变得必不可少,但在现行体系下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当前的现状下,急需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动态贸易风险应对体系。 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市场变化风险、技术风险、法律合规风险、社会舆论风险等。然而,在国际贸易的视角下,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变化风险往往是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在大范围的跨境交易中,这些风险类型对企业活动产生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这是由于以上几种风险类型也是受各国政府决策及政策影响最大的,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外政策、防灾政策以及市场管控政策等都能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行为和决策。 对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在近两年逐渐受到重视,但多数研究都基于经济政策视角展开,且在研究结论上较为统一。乔桂明和李梓旗(2021)[1]认为不确定性风险在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尤其是对非国营的小型企业影响最大。李丹等(2021)[2]考察了RCEP地区地缘风险对中国与域内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认为不确定性风险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造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刘君洋(2021)[3]等则认为,当贸易外部环境和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时,企业的产品复杂度也会逐渐提高,而随着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企业在其当地的集聚水平也会随之上升,通过提高产业集成来抵御对抗风险。张威等(2022)[4]对中国与RCEP成员的地缘风险导致的不确定性影响相互贸易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肯定了不确定性在国际贸易中造成的显性负面效应。张慧等(2022)[5]认为贸易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对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陈志远等(2022)[6]则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导致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发生萎缩,更加集中于其优势的产品区间,出口多元化程度降低。郭平和胡君(2023)[7]发现对于外资企业的经营而言,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总体将会导致负面的影响,但由于不同企业的资产累积异质性,其受到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陈岗(2023)[8]、周科选和余林徽(2023)[9]都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认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虽然会导致外贸企业面临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会使其活跃程度增加,更有可能进行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上的创新。 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在2020年至2021年末共计24个月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当期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进口贸易造成的短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影响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机制分析 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机制大体可以归类成以下两种。一是内部供求端失衡。具体来说,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导致了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的萎缩,致使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降低,同时企业经营风险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偏向减少员工数量以保存流动资金,进而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生产率下降;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时间的走势判断不明确,会导致企业采取更加保守的经营策略,其中小微企业容易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和影响,最终引起国际贸易萎缩。以上两点因素在综合作用下最终都引致一国的出口水平下降,说明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的供求端失衡对一国出口贸易存在直接的抑制效果。 二是非关税壁垒效应。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往往会波及多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政府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事件时,往往会出于政治性因素或是风险控制考虑而进行阻断性干预,从而引起市场准入及国际监管严格性增强的不确定性,当多个国家同时进行类似的风险控制手段时,就会引起全球贸易自由的衰退,甚至一定程度上引发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进一步的,从企业角度而言,由于担忧全球性不确定性引起的政府决策层面风险,可能会导致货币汇率波动或是供应链不稳定,从而在实质上影响企业进出口贸易,形成事实性的非关税壁垒。 三、实证模型构建,变量的定义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与相关变量的定义 在实证模型中导入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和表示相应时间段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指数的变量,再结合贸易引力模型中部分衡量国与国双边贸易关系的变量。最终推导出以下检验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贸易效应的基准计量方程: lnyiet=ɑ0 +ɑ1 Strcn +ɑ2Strpar+ εA + Fcn + Fpar+Ω 其中,y代表的是中国与贸易伙伴在某时期内的双边贸易额,i代表进口贸易额,e代表出口贸易额,t代表贸易发生时间,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进出口额均以美元进行记录,因此在下文分别采用ImportU和ExportU来分别表示中国对贸易伙伴的进口额和出口额。为了更直观地表示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的贸易效应影响,因此在本次计算中采用了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的严格性指数,为了区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指数差异,分别采用Strcn和Strpar来表示;A表示一组取自贸易引力模型中的引力类型变量,参考相关研究文献的做法,选取以下常用变量:地理距离(dis),主要采用中国与各贸易伙伴的首都距离来进行表示,计算中取对数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gdp),在计算中取对数表示;各国常住人口(pop),在计算中取对数表示;是否为WTO成员(Wtom),如果是则为1,不是则为0;是否是内陆国家(Inland),如果是则为1,不是则为0;是否与中国接壤(Bounded),如果是则为1,不是则为0;是否与中国有区域性贸易协定(RTAC),如果是则为1,不是则为0。Fcn和Fpar分别表示中国和贸易伙伴的固定效应,用以吸收中国与贸易伙伴拥有时变性和非时变性的潜在因素来减少回归偏差。Ω代表一系列随机扰动项,包括各类可能影响进出口贸易的非观测性因素。 (二)数据来源 实证模型中所涉及的相关数据来源如下: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月度进出口贸易额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总署官网;Hale等(2020)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应对当期不确定性风险时采取的应对手段分成八种不同的方向①,并在此基础上为其赋分,构建起评价各国应对当期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强度的严格性指数(Stringency Index),其中,指数的分数越高,那么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手段措施越严格。控制变量方面,地理距离、是否接壤、是否为内陆国家等引力类型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直接取自CEPII的GeoDist数据集②;是否同属于WTO成员则直接采用WTO官网所公布的正式成员名单③,不包括观察员;是否签署区域。. 贸易协定取自Sousa(2012)自建的数据集④,并根据中国商务部官方公布的新闻整理并导入了2012年至2020年为止中国与贸易伙伴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各国常住人口以及各国人均GDP原始数据则来源于WB官网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⑤。 下表1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共线性检验 为了防止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导致模型结果不可靠,因此在此小节进行了共线性检验,下表2为共线性检验的结果。 表2 共线性检验结果 根据表2中显示,所有控制变量条件数均小于10,可以认为上述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共线性,对模型结果影响较小。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所示的计量方程,本节就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基于stata17.0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表3左侧报告的是基于中国与贸易伙伴进行出口贸易的估计结果。 表3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从(1)列中可以看出,当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程度、引力类型变量和个体固定效应时,中国作为出口方,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程度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作为出口对象的贸易伙伴,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程度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说明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国内与国外的不确定性风险应对手段影响并不相同,且主要受到中国国内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的负面影响。作为(1)列的对照,(2)列进行了双边联合固定效应而非对进出口方分别进行单独固定。进行双边联合固定后,引力类型控制变量中诸如是否为WTO成员,是否与中国接壤,是否为内陆国家,与中国是否有区域性贸易协定等不受短时间变化的变量就被吸收进固定效应中,因此在(2)列仅展现出部分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在内,拥有时变性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进口方与出口方的不确定性风险应对程度变量仍然通过1%的统计水平,且符号方向与回归结果与(1)列结果接近。(4)和(5)列对应的是国际贸易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作为进口方的进口贸易影响估计,除被解释变量有所变化以外,其他控制变量与(1)和(2)列均保持一致。可以从回归结果看出,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指数对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进口贸易影响仅在作为进口方的中国有呈现出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对于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当中国作为出口方时,由于国内受到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导致国内市场发生供求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产力,在优先满足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的前提上,导致了可供出口的商品数量发生减少,导致了出口额的降低,因此不确定性风险总体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进口中国商品的海外国家而言,由于同样受到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导致形成了国内的供需端失衡现象,但由于其国内失衡后的社会生产力无法完全覆盖其市场需求,从而加大了对外进口的力度以满足本国的市场空缺,最终海外国家的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当中国作为进口方时,同样的,由于国内的供需市场失衡,可能会导致部分中国在正常生产环境下就产量较少的商品生产发生进一步萎缩,因此对进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但作为出口方的海外国家而言,虽然其不确定风险指数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但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中国对有较大不确定性风险指数的国家仍然采用了一定阻断性措施,导致其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但是由于中国所需要进行进口的产品可替代性比较强,虽然原本的进口商所在国进行了阻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由于中国进口商更换了供应商所在国,继续进行正常的商品进口活动,因此相关措施造成的影响不明显,最终表现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除去是否与中国有接壤以外,贸易伙伴地理距离、常住人口数量、是否为WTO成员、是否为内陆国家以及与中国是否有区域性贸易协定等引力类型变量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符号方向与前人所使用的贸易引力模型估计结果高度一致。对于是否接壤变量的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多集中于西部地区,且多数接壤国家体量与抗风险能力弱,经济和社会运转依赖进出口贸易货品水平高,因此即使这类国家面对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仍然需要与拥有较大进出口能力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才能保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其造成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并不一致,理论机制分析虽然部分符合实证分析中展现出的结果,但仍然有尚不能通过实证模型证明的现象存在。总体而言,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自2020年初至2021年末随着各类国际不确定性风险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受国内不确定性风险影响呈现出正面效应。 五、结论 本文基于Hale等(2020)构建的各国应对当期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强度的严格性指数以及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月度进出口贸易额构建了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对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影响并不相同,其中,中国本土的不确定性风险应对强度对出口贸易呈负向影响,而对进口贸易呈正向影响;海外不确定性风险应对强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呈正向影响,而对中国进口贸易则影响并不明显,与先前进行的理论机制分析并不完全一致。 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公共组织的紧密合作,建立以深度合作为基础的广泛合作伙伴关系。在各类国际事件中积极扮演主导角色,与国际组织共同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政策方针。同时,努力推动各国之间进行多边的贸易政策磋商,以遏制国际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对跨国贸易所带来的政策冲击。这种深入合作的做法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降低各国经济面临的政策性风险,促使全球贸易更加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对外贸企业而言,其需要在风险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包括但不限于寻求多元化市场机会、拓宽销售渠道、降低对某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程度,以及提升产品创新和竞争力等。同时,企业还应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与合作伙伴建立更紧密的沟通和合作机制,以便在不确定性风险出现时能够迅速适应和调整。通过全面的风险管理和应对策略,外贸企业可以尽力将不确定性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企业还应尽可能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如加强研发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拓展多元化的合作伙伴等,从而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并在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通过积极开展综合宣传、专业培训和广泛推广并借助有效的教育手段和资源,提高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敏感度和理解,以便在面临挑战时迅速做出应对。通过加强教育与培训,不断增强其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够迅速捕捉到风险信号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的努力将有助于降低企业所受到的潜在损害,并提高其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的整体应对能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s://github.com/CSSEGISandData。 ②数据来源: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presentation.asp?id=6。 ③数据来源: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④数据来源: https://www.ewf.uni-bayreuth.de/en/research/RTA-data/index.html。 ⑤数据来源: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参考文献: [1]乔桂明,李梓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股权质押与企业风险——基于3453家上市企业数据的验证[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06):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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