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2023-12-04 12:44 来源：www.xdsyzzs.com 发布：现代商业阅读：次

——基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朱灵通孙国权浙江科技学院

摘要：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我国2011—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各省（市）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间接效应更为显著。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造业结构升级；出口贸易竞争力；中介效应

一、引言

入世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全面的制造业产业链，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长期以加工贸易为主导并采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模式导致了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国际比较优势较低以及地区间的出口贸易竞争力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直接制约了中国整体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为培育制造业新的国际比较优势，我国制造业急需发展新动能来提升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而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为制造业生产发展注入新动能^[1]。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产业的融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产业的融合，作为一种新兴生产要素投入，不仅促进了数字与产业的融合，更是促进了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融合，重塑了传统制造业生产模式，为制造业新业态的产生或是转型升级提供源动力，对提升出口比较优势，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降低出口商品生产成本发挥重要作用，进而能够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竞争力实现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目标。

目前，学者们关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产业对于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研究。姚战琪（2021）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R&D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2]；何文彬（2020）通过价值链角度分析得到数字经济能提高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3]；余姗等（2021）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助推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4]。二是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张于喆（2016）认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为切入点，有步骤、有层次地对所有实体经济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积极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全面重塑产业核心竞争力^[5]；沈运红和黄桁（2020）探索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应用以及数字贸易水平等对传统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6]。三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郑展鹏（2017）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引起的产业结构红利能够带来要素重置，提高一地区出口部门的生产率，促进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提升^[7]。刘美玲（2020）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8]。

通过以上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知，已有不少学者就数字经济和出口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少有学者直接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结构升级和出口贸易竞争力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促进效应。

二、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路径与作用机制

（一）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

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出口产品结构、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代表出口国更合理的出口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因此，该经济体的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出口商品所含技术水平的变动都会改变该地区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能够通过对生产要素信息的数字化来改变制造业的要素投入和生产方式深刻影响着区域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和生产效率，从而影响出口国出口贸易水平。

从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方面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发挥产业融合效应持续推动数字产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数字产业价值链与制造业价值链在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这种新的业态不仅催生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还促进制造业产业创新能力以及价值创造能力等的极大变革。此外，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各类偏好的消费者能够自主筛选出产品技术含量最高、最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从而能够引导制造业企业优化该地区的产品结构、提高整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

从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方面来看，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全球知识、信息的传递，有助于制造业借助技术贸易接触国外最前沿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对其进行学习与模仿，力求在探索与实践中实现自身技术水平的改进与创新，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实现对关键技术的掌握；二是数字经济凭借互联网的协同性和互动性通过数字交易平台征将消费者、生产者联系在一起，将以往主要有生产端或者是研发机构主导的产品设计模式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公众参与模式，进而能够生产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高技术产品。

从影响制造业生产率方面来看，生产率的衡量指标即为投入产出比，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程要素投入具有实体性和明确性。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不同，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的生产资料信息数据化够给传统制造业带来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管理模式，实现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智能化和高效化，加速各个生产环节的信息流通效率简化生产管理过程中繁琐的流程，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最大化。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

制造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制造业产业间结构红利、产业溢出和规模效率等效应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Timmer(2000)提出的“结构红利”效应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应表现为不断趋于合理化，具体就是指生产要素跨部门、产业的重新配置，通过提高要素资源在低、高生产效率部门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包括资本、人力和科学技术等主要要素的转移和流动。此外，结构红利效应可以产生正向外部效应，刺激低效率部门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创新，从而提高出口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结构升级通过产业溢出来提高区域整体出口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来提高出口竞争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实质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发展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比重的不断增加。技术密集型产业多数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其他产业的升级，进而提升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和效率。

制造业结构升级通过规模效率提高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制造业结构升级是劳动分工不断集约化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制造业的生产更具专业化从而能够提高生产规模效率，生产规模效率的出现可以降低制造业的成产成本，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将更多的资金、人力投入到企业研发，进而推动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三）数字经济、制造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制造业具有高度融合性，能够带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企业的生产销售效率的提升。一方面，数字经济提升了制造业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加快了制造业的生产、交易和流通效率，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能够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经过与制造业的融合能为传统产业提供必要的发展支撑，进而带动整体产业的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影响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假设一：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

假设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可以从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角度进行考量，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以上假设，对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理论机制以及在此过程中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为检验数字经济是否会对出口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以及是否会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出口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结构升级－出口贸易竞争力传导路径模型。具体实证模型如下：

其一，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发展的影响。在控制（1）外商直接投资（fdi）；（2）对外开放水平（open）；（3）劳动力人口（labor）；（4）技术创新水平（til）；（5）交通基础设施水平（inf）；（6）研发投入强度（rd）；（7）金融发展指数（fd）的基础上，检验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作为基准回归结果。模型设定如下：

表1 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

3、中介变量：制造业结构升级(uis)

关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测度，考虑到产业升级的演进过程，本文认为制造业升级即是从原本的低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因此借鉴干春晖等的做法，用各部门高端技术产业产值与中端技术产业产值之比表示制造业升级水平^[11]，具体公式如下：

4、控制变量

除核心变量以外，现实中还存在很多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因素。为了更加精确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将以下六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即：（1）外商直接投资（fdi）；（2）对外开放水平（open），以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各地区GDP的比值衡量；（3）劳动力人口（labor），指以各省市16至65岁适龄劳动力人口；（4）技术创新水平（til），以各省的专利授权件数衡量；（5）交通基础设施水平（inf），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了铁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和公路里程，本文的基础设施指标为2013-2020年各省市上述三者道路里程之和与省（市）面积的比率。（6）研发投入强度（rd）以各省的研究开发支出占各省的gdp比值衡量；（7）金融发展指数（fd），以各省的金融存贷款余额与各省的gdp比值。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针对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展开研究，形成了240组均衡面板观测值。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国研网或根据以上获取的原数据折算所得。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核心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为显著，此外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lnexpy）的均值为10.771、0.223最大值为0.770，最小值为9.73和0.07，初步表明不同地区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具有区域异质性。

表2 变量相关性系数和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以及区域异质性的检验

本文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下表3报告了全样本下以及我国三大地区的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2）、（3）和（4）分别是全国样本下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表3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发展的影响

由表3中列（1）至列（4）可知，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回归系数分别是1.089、3.479、1.898和0.628，而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地区出口竞争力，假设一得到验证。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水平，而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根据回归结果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也是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也就是说，三大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各地区数字经济对出口竞争力的促进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有关，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实体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出口竞争力水平本就先天弱势，相应的数字经济发展配套措施也不完善，目前正将主要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广到公共设施等民生领域，而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较为发达，已经更加深入地将数字经济融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表现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推动力比中西部更强。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经过上文的分析，本文验证了假设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为了进一步验证制造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12]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思想即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来检验制造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起到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首先第一步是基准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系数为1.089显著为正，说明总体上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具备中介效应检验条件；其次是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检验，根据结果所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能够提升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水平；最后是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由于这两个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在促进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同时存在正向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且第三步中加入制造业结构升级之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系数由1.089降低到0.977，说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制造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提升出口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产业结构在数字经济和出口竞争力之间起到了部分的中介作用，计算可得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40.51%。

表4 全国样本下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三）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各个省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产业升级水平以及制造业出口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分地区来检验制造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5所示。

表5中的第一步是三大地区各自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各自地区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与表3中的回归结果一致。由第二步的检验结果可知，三大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促进各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水平，具体表现为东部东区影响强度最高，中西部较低且差异不明显。由第三步检验结果可知，各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使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降低，存在着明显的中介效应，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66.94%、36.40%和10.84%。

表5 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四）分位数回归

基于上述数字经济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本文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以25%为间隔进行分位数回归，检验数字经济在不同分位点上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差异性，具体结果见下表6。

表6 面板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表6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在各个分位点上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对假设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有正向促进效应的结论进行了再次验证。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累积循环效应和扩散效应有利于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可以在短期内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提升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兴未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会带动各个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创新发展，随着未来日趋发展成熟，将会带动其它发展不平衡区域的模仿学习进而会提升整体制造业水平。

（五）稳健性检验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由表7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可知，当被解释变量由lnexpy替换成lneci之后，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数字经济会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中介机制的检验也验证了假设2，即模型与回归结果具有稳定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2011年-2018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机制以及在此过程中制造业结构升级起到的中介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1）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各省（市）以及各地区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且表现出了东、中和西部地区的明显差异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显著促进效应低于东部地区。（2）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全样本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正向效应，有效促进了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中介效应占比为40.51%；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各区域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促进作用，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由于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经济发达，数字通信技术发展进程较快，其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效应更强（3）影响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传统因素依旧发挥着作用。对外开放程度、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出新发展水平等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仍存在较强的影响效应。因此，在发展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同时也要兼顾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二）政策建议

一是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数字相关产业发展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我国数字产业化发展较为集中，主要体现在国内几个互联网巨头，容易造成行业垄断问题。而产业数字化层面，我国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产业的融合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蕴含的经济发展潜力，从顶层设计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其提供良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

二是重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针对区域差异性制定适当的政策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速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在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完善好促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所需的配套机制。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转型压力，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正不断外移，国内中西部地区是主要的承载地。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助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越阶”发展。

三是大力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使其发挥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催生新业态，产生新的商业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改造其它产业的生产模式，进而实现产业数字化。从数字经济作用边际效应考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对高端制造业影响效应更强，有利于打造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因此，政府应优化制造业产业布局，优先高端制造业资源倾斜，努力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