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商业银行视角

孟醒

（交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上海 200336）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培育高度依赖具有长期性和风险包容性的耐心资本支持。研究发现，国资产业投资基金和地方政府产业基金通过承担早期高风险投入，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协同路径，但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资本监管、专业能力和激励机制方面仍面临结构性约束。本文提出商业银行通过投贷联动、政银协同和集团化资源整合嵌入耐心资本体系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耐心资本；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投贷联动

一、引言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不断突破，正在深刻重塑世界创新版图与产业分工格局。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变量，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能力与长期竞争优势愈发依赖于原创性技术突破和高质量创新供给。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应“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培育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随后，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主要特征，是推动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力量^[1]。硬科技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最重要、最活跃的微观载体，广泛分布于半导体、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其创新能力和成长路径直接关系到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和长期竞争力。然而，与其战略地位高度不匹配的是，硬科技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普遍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瓶颈。

商业银行在风险偏好、资本监管和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的制度约束，使其在实践中更倾向于为创新成果已经显现、现金流相对稳定的企业提供中后期金融支持，而难以有效覆盖硬科技企业“从0到1”的关键阶段。这一现实进一步凸显了对长期性、稳定性和风险包容性并重的耐心资本的迫切需求。

围绕耐心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和产业资本等主体，强调其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引导社会资本配置和推动技术商业化方面的积极作用。相较之下，对商业银行如何在审慎监管和稳健经营约束下参与耐心资本供给、并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研究仍相对不足^[2]。尤其是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下，系统分析商业银行参与耐心资本供给的制度边界、现实困境及其可能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耐心资本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基础

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原始创新、系统集成和跨周期投入，对金融体系的时间结构、风险偏好和资源配置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3]。

（一）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内涵与金融需求特征

从经济学视角看，新质生产力并非传统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由技术进步范式跃迁、生产组织方式重构以及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共同驱动的结果，其本质是全要素生产率在更高层级上的系统性跃升^[4]。新质生产力企业通常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其生产函数因知识和技术的深度内化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研发投入强度高、技术路线不确定、商业化周期长以及知识外溢效应显著等核心特征。

上述内在特征决定了新质生产力企业的金融需求呈现出复杂性和阶段性。在早期的种子期与初创期，企业专注于基础研究与“从0到1”的技术原型开发，这一阶段几乎不产生现金流，失败风险极高，其资金需求高度依赖能够容忍短期亏损、不追求即时回报的长期风险资本。进入成长期后，企业面临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死亡之谷”，需要进行中试验证、产品定型与初步市场开拓，此时需要能够理解技术前景、支持持续迭代的成长资本。到了产业化与规模化阶段，尽管现金流开始生成，但为抢占市场、构建产能和完成产业链整合，仍需大规模的长期资本投入。这种跨周期、分阶段且风险与收益高度不匹配的资金需求图谱，使得以抵押担保、当期现金流和短期偿付能力为核心的银行传统信贷供给模式面临根本性挑战，凸显了发展适配性金融工具的紧迫性。

（二）耐心资本的理论来源与制度属性

耐心资本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与实践范式，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创新经济学、发展金融理论以及市场失灵理论。熊彼特关于创新是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论述，以及阿罗等学者指出的技术创新活动所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非独占性（外部性）和收益滞后性，共同揭示了单纯依赖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的市场化资本将导致对高风险创新活动的系统性投资不足，从而形成“创新融资缺口”。耐心资本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主张通过延长资本使用期限、主动降低短期收益约束、并提高对失败风险的容忍度，为具有正外部性和战略价值的长期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从而在宏观上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社会最优创新水平的实现^[5]。

从制度属性与实践形态看，耐心资本通常体现为投资期限长（通常7-10年以上）、退出压力小、收益目标与长期产业及国家战略相协同等特征。其主要供给方包括主权财富基金、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以及部分具有长期视野的家族办公室等。与追求短期财务平衡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相比，耐心资本在风险定价模型、绩效考核周期和决策激励导向上具有本质区别。它更接近于一种“战略性资本”，其核心功能是承担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最具不确定性的“前端”投入，为技术突破和产业孵化提供宝贵的“安全垫”和“试错空间”，是支撑经济长期竞争力和韧性不可或缺的金融基础设施。

（三）耐心资本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耐心资本并非被动地提供资金，而是通过一套多维度的作用机制，主动参与并深刻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进程。

首先，在时间匹配机制上，耐心资本通过其长期锁定属性，为企业绘制了稳定的资金预期曲线。这使得企业管理层能够摆脱短期业绩压力，制定并执行跨越多个经济周期的长期研发规划，持续投入于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从而显著降低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研发项目中途夭折风险，保障了创新活动的连续性和累积性。

其次，在风险缓释与激励兼容机制上，耐心资本通过预设的高风险容忍度和灵活的回报结构（如允许以技术里程碑而非财务指标作为阶段性评估依据），与创新创业者建立了激励兼容的伙伴关系。它实质上是为高强度的探索性创新购买了一份“期权”，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突破性、而非仅仅改良性的技术尝试，从而提升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强度和突破概率。

更进一步，在网络嵌入与生态构建机制上，耐心资本往往以股权纽带深度嵌入被投企业的治理结构，并凭借其广泛的产业网络与政策洞察力，发挥积极的增值服务作用。它不仅能缓解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还能促进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的高效聚合与配置，加速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通过引导和培育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耐心资本有助于围绕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链环节，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集群和产业生态，实现从扶持单个企业到提升整个产业体系创新能力的跃迁。

尽管在经典理论框架下，耐心资本的供给责任更多被赋予政府与政策性金融体系，但现代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与协同性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枢，在资金规模、客户网络、支付清算和综合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在创新链后端（产业化、规模化阶段）提供的大规模、低成本资金，能够对前端耐心资本的投入产生强大的“杠杆放大”效应。同时，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子公司、深化投贷联动、发展知识产权金融等模式创新，也正在探索如何将自身资金期限适度拉长、风险承担能力有限提升，从而更紧密地嵌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链条。

三、耐心资本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为系统揭示耐心资本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运行逻辑，有必要从不同层级对其实践路径进行分解分析。本文构建“宏观—中观—微观”三层分析框架，从国家制度设计、区域与产业层面协同机制以及企业层面创新实践三个维度，系统刻画耐心资本如何通过多层次传导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由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

（一）宏观层面：国家耐心资本体系的制度构建与战略导向

在宏观层面，耐心资本的形成首先源于国家层面对发展阶段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前瞻性判断。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以短期回报和规模扩张为导向的资本配置模式已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新质生产力强调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及产业安全，其培育过程天然要求资本具备跨周期配置能力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

基于上述判断，国家通过制度性安排推动财政资金和政策性资金由“补贴型支持”向“投资型支持”转型，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为代表的一批国资产业投资基金相继设立，并采用母基金—子基金结构、长期资金锁定和专业化管理等方式，引导资本持续流向硬科技和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这一制度创新在宏观层面重塑了我国科技创新的金融供给结构，为高不确定性创新活动提供了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构成耐心资本发挥作用的根本制度基础。

（二）中观层面：区域产业基金与“科技—产业—金融”协同机制

在中观层面，耐心资本通过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和区域性产业投资平台，实现国家战略与具体产业、区域发展目标之间的有效衔接。地方政府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设立覆盖半导体、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专项产业基金，将国家层面的战略导向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投资项目。

与宏观层面的制度供给不同，中观层面的耐心资本更强调产业协同和生态构建。一方面，地方产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在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现金流之前承担研发和市场培育风险，缓解创新初期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基金往往与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链主企业和应用场景深度联动，推动技术成果加快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这一过程中，资本不再是孤立投入，而是与产业组织、技术路线选择和市场导入机制相互嵌合，逐步形成“科技—产业—金融”协同发展的中观运行结构。

（三）微观层面：耐心资本嵌入企业创新过程的实践表现——以新凯来为例

在微观层面，耐心资本最终通过嵌入具体企业的创新过程，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载体。以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实践表明，耐心资本在企业层面的作用并非简单的资金供给，而是通过股权结构安排、治理参与和资源协同，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新凯来作为典型的新质生产力企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技术复杂度高、资产结构以无形资产为主等特征。在企业设立和关键技术重组阶段，地方国有资本和产业投资基金以长期股权形式介入，承担了早期技术路线选择和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高风险。这种资本安排显著降低了企业对短期盈利的依赖，使其能够围绕关键设备和系统能力持续开展高强度研发投入。

随着技术能力逐步成熟，耐心资本通过持续跟投和产业资源对接，引导上下游企业、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向企业集聚，推动创新成果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这一过程不仅加快了企业自身成长，也在客观上带动了相关产业链和创新网络的形成。类似的新质生产力企业实践表明，耐心资本在微观层面发挥的是“风险吸纳—预期稳定—资源整合”的综合功能，其效果往往通过企业创新绩效和产业协同效应间接显现。

四、商业银行参与新质生产力企业融资的制度约束与现实困境

在耐心资本体系逐步完善、新质生产力培育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硬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虽持续增强，但其参与方式和实际效果仍受到多重现实约束，使其在支持“从0到1”的原始创新方面作用有限，更多集中于创新链中后端^[6]。

（一）风险管理范式与硬科技创新不确定性的结构性冲突

商业银行的核心经营目标是资产安全与稳健回报，其风险管理体系长期围绕抵押物充足性、现金流稳定性和偿债能力可预测性构建。这一范式在传统制造业和成熟服务业中行之有效，但在面对研发周期长、技术路径高度不确定的硬科技企业时，往往难以发挥应有的识别和定价功能。

硬科技企业在早期阶段通常尚未形成稳定收入来源，研发投入占比高，资产结构以知识产权、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为主，缺乏可用于抵押的有形资产。在此情形下，银行难以通过传统模型准确评估其违约概率和风险敞口，导致信贷决策趋于保守，资金投放更多集中于企业创新成果初步显现、甚至已获得多轮风险投资之后。这种风险管理范式与创新活动内在不确定性的冲突，是商业银行难以直接承担“从0到1”阶段融资功能的根本原因^[7]。

（二）资本约束与监管要求对长期资金供给的限制

除风险偏好因素外，资本监管和审慎经营要求亦对商业银行参与硬科技融资形成重要约束。现行资本充足率、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和拨备覆盖要求，使得期限长、风险权重较高的贷款和类股权资产占用较多资本资源。例如，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一般公司的普通债权风险权重为100%，而对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可能高达400%甚至1250%，这显著提高了银行通过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资本成本。在内部考核和资源配置中，这类业务往往面临较高的成本压力，导致分支行更倾向于将资本配置到资本消耗低、收益稳定的传统业务。

与此同时，硬科技项目通常需要中长期甚至超长期资金支持，与商业银行以存贷期限错配管理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结构存在内在张力。在缺乏有效风险分担和资本缓释机制的情况下，银行难以大规模、持续性地向高不确定性项目配置长期资金。这一约束在宏观经济波动或金融环境趋紧时尤为明显，进一步强化了银行“顺周期”投放的特征，即当经济下行或企业最需要支持时，信贷标准可能反而收紧。

（三）专业评估能力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硬科技融资的核心难点之一在于对技术价值和产业前景的判断。相较于政府产业基金和专业投资机构，商业银行在技术路线评估、专利质量分析和团队能力判断等方面普遍存在能力短板。银行内部虽逐步建立科技金融专营部门和评分模型，但相关工具仍以财务数据为核心，对非财务要素的刻画能力有限。

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硬科技领域尤为突出。企业掌握技术细节和研发进展的一手信息，而银行缺乏与科研机构、产业专家深度协作的常态化机制，难以对技术风险进行动态跟踪和持续评估。这种信息劣势不仅抬高了银行的风险溢价要求，也在客观上抑制了对早期创新项目的信贷供给。

（四）内部激励机制与外部协同不足

商业银行内部激励与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对硬科技融资的谨慎态度。分支机构和业务条线普遍以短期利润、资产质量和不良率控制为核心考核指标，对长期回报不确定、短期风险显性的科技金融业务容忍度有限。这种激励结构弱化了基层机构主动识别和培育硬科技客户的动力。

在外部协同方面，尽管“投贷联动”“政银合作”等模式不断推进，但银行与政府产业基金、创投机构之间仍缺乏制度化的风险共担和收益分享机制。项目筛选、风险评估和退出安排多由不同主体分别完成，协同效率有待提升。这使得商业银行在耐心资本体系中更多扮演被动跟随者角色，而难以形成与政府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效合力。

五、商业银行视角下耐心资本供给的路径选择

在前文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内在规律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现实约束后，一个核心议题愈发清晰：商业银行如何在现有的监管框架与风险文化中，创新机制以有效嵌入并供给“耐心资本”。必须明确的是，商业银行的角色并非替代政府引导基金或产业资本，而是应充分发挥其体系庞大、工具多元、客户广泛的独特优势，在金融生态中扮演“风险放大器”、“资源连接器”与“资本接力者”的角色，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和汇聚长期资金，精准滴灌硬科技创新^[8]。

（一）以投贷联动为核心，延展耐心资本的时间维度

商业银行供给耐心的核心路径在于深化“投贷联动”模式，实现对科创企业资金支持周期的有效拉长。具体而言，银行可通过旗下具有股权投资功能的子公司（如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或合作基金，在企业发展的早中期以股权或“股权+债权”的夹层融资方式介入，承担更高的风险以换取未来的成长收益；待企业技术趋于成熟、商业模式得到验证、现金流逐步稳定后，再通过传统的中长期项目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信贷工具进行“接力”支持。这种“先股后贷、股债结合”的序列化融资安排，能够在整体控制银行表内风险敞口的前提下，动态匹配企业从技术攻坚、产品试制到规模扩张的跨周期资金需求，实质性地延长了金融支持的陪伴期限。

（二）深化政银协同机制，完善风险分担安排

为克服自身在早期投资中风险容忍度相对较低的短板，商业银行必须主动深化与政府体系的协同。通过与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建立“联合投资”、“跟投”及“风险补偿”机制，银行能够将部分前沿探索性风险与政策性资本共担。例如，在政府基金主导进行天使轮或A轮投资后，银行可配套提供“贷款+认股权证”的融资方案；或与政府共同设立专项风险池，对投资于特定硬科技领域的损失给予一定比例补偿。这种政银风险共担安排，不仅能有效降低商业银行单兵作战的风险暴露，更能将政府的政策导向与银行的市场化筛选、风控能力相结合，从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幅拓宽对新质生产力关键领域的金融支持覆盖面。

（三）依托集团化经营，构建多工具协同供给体系

大型商业银行普遍具备金融集团架构，这是其提供综合化、全周期服务的最大制度优势。未来应着力强化集团内部“投、贷、债、租、顾”等多种金融工具的协同作战能力。针对一家处于成长期的硬科技企业，集团内的投资子公司可进行股权直投或基金投资；商业银行主体可同步提供项目研发贷款和流动资金支持；投行部门可为其规划未来的债券发行或上市路径；金融租赁公司可提供大型实验设备或生产线的融资租赁服务。通过内部高效协同，为一个创新主体打造无缝衔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仅极大提升了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与便利性，也通过交叉销售和综合收益覆盖了单一业务的风险，构建起难以复制的服务生态护城河。

（四）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提升企业识别与服务水平

从根本上说，服务新质生产力要求商业银行实现从“看报表、看抵押”到“看技术、看团队、看前景”的范式转变。这迫切需要一场深刻的能力革命。银行需在内部组建或强化专注于前沿科技（如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的行业研究团队，并积极引入具有产业背景和投资经验的外部专家，以弥补技术洞察力的不足。同时，必须加快构建适用于科创企业的专属评价模型，将知识产权质量、研发团队实力、技术迭代速度、市场潜在空间等非财务指标纳入核心评估体系。唯有建立这种基于创新能力的专业识别与定价能力，银行才能真正精准筛选出有潜力的“未来之星”，并提供与其需求匹配的金融服务。

（五）优化内部激励机制，形成支持耐心资本的长效安排

耐心资本的供给最终依赖于一线机构和人员的长期践行，而传统的银行考核与激励体系往往与之相悖。因此，必须进行针对性的内部机制改革。在考核上，对科技金融业务应设置更长的考核周期，降低短期利润指标权重，增加对服务客户数、知识产权融资额、长期综合收益等指标的考量。在激励上，可探索设立科技金融专项奖励，并尝试建立与股权投资回报适度挂钩的激励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科学、透明的容错免责机制，明确区分因探索性创新产生的风险损失与失职渎职的界限，从而真正打消业务人员的后顾之忧，激发其服务硬科技、陪伴企业长期成长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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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泳泽,胡鹏,朱子政.耐心资本与企业颠覆性创新——基于企业机构投资者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5(10):59-77.

[3]任保平.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经济研究,2024,59(3):12-19.

[4] 潘越,沈坤荣,王擎,等.“建设金融强国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笔谈[J].中国经济问题, 2024(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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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靖宇,刘标.商业银行如何助力科创金融？──理论逻辑、实践经验和发展建议[J].西南金融,2025(3):6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