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吴诗慧 武汉轻工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评估了产业扶贫对贫困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能综合地体现家庭经济福利与幸福感，因此，我国今后的扶贫应关注贫困户的消费这一指标，并积极发展当地特色产业，降低产业扶贫门槛，有利于防止老、少、边、穷等弱势群体返贫，缓解相对贫困，使农村经济发展健康稳定。关键词：产业扶贫；家庭消费；PSM-DID

    一、引言

    减少和消除贫困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机构长期致力实现的目标。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国家的扶贫事业迈向新台阶。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检验和稳固中国现有的扶贫成果成为当务之急。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于2013年年末正式提出。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政府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破解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产业扶贫通过解决贫困居民的就业问题，对贫困户的资本积累、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这得益于产业扶贫兼具推动脱贫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贫困的本质、成因以及治理问题，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经典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贫困经济学理论[2]、可行能力理论^[3]、发展主义理论^[4]、二元经济理论^[5]。

    中国的扶贫历程充分借鉴了西方的理论思想，形成了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组合拳”，即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实施、精准评估，具体内容有“两不愁三保障”、“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六项扶贫行动”、“十项精准扶贫工程”。其中产业扶贫既能大规模实现贫困户就业脱贫，还能持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其他政策所没有的“造血”功能。目前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扶贫中，省、县、乡级党委政府、村干部和贫困户这五类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摩擦：县级政府的资源分配不平衡，政府在产业扶贫政策自上而下的无差别执行中缺少贫困户的积极参与，贫困户在外出打工的低风险、快回报和参与当地产业政策的高风险、慢回报中两者的选择不言而喻，各级政府在刚性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做出的数据造假和串谋现象，村干部工作的“钱少事多”，以及村干部的政府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这一双重身份参在摩擦[7]，均使得产业扶贫的效率存在提升空间；有的学者认为产业扶贫依赖科层制实现组织动员与资源配置[8]，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精准扶贫的首要特征在于逆科层化，工作职能的分担打破了常规部门的划分[9]。

    第二，产业扶贫的融资模式：当前有学者提出“政银企十Ｎ”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该模式有效捆绑了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转变了政府的主导地位，提高了银行、企业和贫困户的参与度，降低了贫困户的高风险[10]，但在具体实践中产业扶贫模式差异较大等。

    第三，产业扶贫的现实困境：部分贫困地区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的比例不断攀升，从而导致本地劳动力不足、产业凋敝和集体行动能力弱化[11]，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产业扶贫使贫困户的生计模式向农业转移，减少了其外出务工的时间，减贫效果大大的折扣[12]，但有效抑制了贫困户的生计脆弱性，究其原因是生计模式和致富意愿带来的影响[13]；另外，对于农村留守妇女与儿童的问题，扶贫车间这一方式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有效吸纳贫困女性就业，缓解了农村性别结构性贫困问题[14]；其次，政府长期大的输血式扶贫在该地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阻碍了产业扶贫策略转型升级^[11]。

    第四，产业扶贫的政策效果评估：首先大规模的产业扶持引发了同质竞争、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15]；产业投入的低效反而限制了贫困户从中获利，导致产业扶贫项目的失败[16]；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社交具有良性促进作用[17]；在产业扶贫政策中，“授渔”的方式给贫困户带来的福利效应增加优于“授鱼”[1]。

    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以往学者们都是通过收入判断贫困户的贫困状况，但这样的指标评价脱贫与否有时并不精准。消费水平更体现了贫困户对于收入的支配能力[18]。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通常优先满足生存型的消费需求，其次是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基于“流动性约束“理论，贫困户的跨期平滑消费能力差，即便贫困户的收入增加了，但由于贫困户的长期收入不稳定，其消费水平依然很低。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作用机制有两点：第一是提高家庭收入；第二是降低家庭遇到的风险^[6]。消费水平能综合地体现家庭经济福利与幸福感[19]，因此本文用消费用来评价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更有效。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调查2015年和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研究。该数据于其他数据库不同的一点在于其中一条具体问到了“您的家庭是否为贫困户？”，为文本对产业扶贫政策的评估提供了数据支撑。2013年年底我国产业扶贫顶层设计投入实施，考虑到政策效果存在时滞效应，本文将2015年作为政策前，2017年作为政策后。

（二）模型设定

    通过比较产业扶贫政策前后贫困户消费状况的差别，以评估政策的影响。考虑到人们的消费水平提升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的实施，也取决其他因素，为了剔除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设定如下：

（三）变量的定义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控制变量选取了户主的特征和家庭特征^[6]。

表 2  变量的定义

（四）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数据表明，较于控制组，处理组样本中整体消费水平较低，户主年龄较大，受教育年限较短，家庭不健康成员比例较高，自有住房比例较低，且家庭净资产和家庭总收入均较少。

表 3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见表4，以人均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简化后的模型进行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最小二乘法和控制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估计。第（1）列不含控制变量，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did，OLS回归后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扶贫政策使农村贫困家庭人均消费提高了9.8%，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did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家庭消费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前述假设得到验证。

表 4 产业扶贫政策对人均消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