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芳芳  赵雪君

（伊犁师范大学霍尔果斯商学院，新疆 伊宁 839300）

摘要：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提出已有近十年时间，本文通过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面分别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进行量化并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角度总结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效果，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提出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成效；扩大内需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之后一段时期，要着力加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把“三去一降一补”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同时提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提高供给质量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我们基于五大任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效果进行总结分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自2016年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一是从经济总量看，如图1所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746395.1亿元，到2022年的1210207.2亿元，虽然在2020年和2021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二是从产业结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化解结构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突破三次产业的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问题。由图2可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从2016年的8.6：39.8：51.6到2022年的7.3：39.9：52.8，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整体较为稳定，说明农业基础地位比较巩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震荡式发展轨迹，一方面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定的效果，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2021年和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文化、旅游、娱乐行业，因疫情原因，人员无法有效流动，造成行业增速放缓。

图1  2016年-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

图2 2016年-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

二、“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

根据2016年-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自2016年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

“去产能”效果采用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指标反映。工业产能利用率指标代表企业发挥生产能力的程度，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从2016年的73.3%提升到2022年的75.6%，从图3可知，产能利用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过剩产能正在逐渐退出，“去产能”效果较为明显。

图3 2016年-2022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另外，根据相关数据，中国2016年-2022年关闭/退出煤炭开采矿井共4027个，退出产能87477万吨。同时，相关数据统计，2016年，我国共淘汰钢铁落后产能6500万吨，2017年我国淘汰的钢铁产能共5000万吨，2018年，我国的钢铁产能又被压减了2470万吨，仅三年时间，淘汰了1.4亿粗钢产能。

“去库存”效果主要采用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指标衡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由于房地产投资过热，造成房地产价格和库存居高不下，加之杠杆率不断加大，房地产和金融行业潜藏大量泡沫，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实体经济发展障碍较大^[1]。通过图4可以看出，全国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从2016年末的69539万平米下降到2022年末的56366万平米，总体是下降趋势，从2016-2019年全部处于下降状态，2020-2022年处于逐渐小幅增长状态，“去库存”效果整体明显。

图4  2016年-2022年全国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去杠杆”效果主要采用全国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比上年末下降比率的指标进行衡量。资产负债率是指企业年末的负债总额同资产总额的比率,是衡量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和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的指标，资产负债率越高代表“杠杆率”越高，企业经营活动风险越大，“去杠杆”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必要措施。通过图5可知，2016-2021年全国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均较上年末下降，2016-2018年降幅在0.5%以上，说明政策作用速度快，效果比较明显；2019-2021年虽然也有所下降，但降幅减少；2022年全国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均较上年末增长0.3%，主要是受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经营能力下降，提高了总负债的比率。

图5  2016年-2022年全国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比上年末变动比率

“降成本”效果主要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和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变动比率两个指标衡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经营中的成本情况，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变动比率反映的是能耗标准,可以通过该指标得知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对于减少环境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图6可知，2016-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2016-2018年下降尤为明显，代表政策反映效果较快；2019-2021年成本有小幅下降；2022年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受前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呈现整体成本上涨趋势。

图6  2016年-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通过图7可知，2016-2022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均下降，2016-2018年政策反映初期降幅较大，其中2016年下降幅度达到5%的最大值；2019-2022年均出现下降，但下降幅度有所降低。

图7  2016年-2022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变动比率

“补短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任务中，主要是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诸多方面。本文将采用多个指标进行衡量，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增长、城镇化率和互联网普及率等指标，通过以上指标整体反映“补短板”的政策效果。从图8可知，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在2016-2022年间均处于增长趋势，尤其在2016-2018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初期，政策效果尤为突出。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政策实施前两年增幅高达17.4%和19%，充分说明了政策反映快、政策效果突出；高技术产业投资在2016-2022年，每年增幅均在15%左右，说明高技术产业正高速发展，未来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2016-2022年，增幅均在10%左右，虽然增速有所波动，但整体平稳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在2016-2022年，增幅均在10%左右，处于平稳增长状态。

图8  2016年-2022年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等增长率

城镇化率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指标，代表城市化发展水平，反映了人口向城市的聚集程度。从图9可以看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逐年平稳上升，代表城市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辐射和承载能力逐渐增强。互联网普及率逐年平稳上涨，代表使用互联网人数规模逐渐扩大，主要源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用网环境逐步改善，用网体验不断提升，同时农民居民和老年群体、未成年群体都增加了用网人数，反映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图9  2016年-2022年城镇化率和互联网普及率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截至2022年12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已实施了7年，可以根据政策实施的重点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在政策实施的前三至四年，“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随后进入深化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政策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创新激励政策为主，重点关注培育新动能以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目的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2]。

从深化阶段的政策直接效应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推动地方政府以创新激励为主的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进而促使企业关注创新活动，加大对科技要素的投入，进而主动选择从事创新性生产经营活动，有效提升企业创新动力与活力。但深化阶段的政策与前期阶段有所不同，见效周期较长，无法快速取得成效，需发挥政策的连续性和持续性。

从深化阶段的政策溢出效应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通过企业创新行为进一步推动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虽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期，部分矛盾与问题已有所缓解或已初步解决，但劳动力结构不均衡、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科技应用能力较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企业负债率过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未能有机融合等一系列问题依旧存在，且短期内无法解决。地方政府需长期通过政策支持与引导，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优化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资本与技术要素的配置结构，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产品升级，提升企业绩效，同时全社会借助科技力量，培育新产业，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

随着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成效明显，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国内外形势共同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受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因素制约，因而实现两者有机结合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必须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也就是说，矛盾的主要方面依旧在供给侧，需要提升供给侧对需求侧的适配性，加强需求侧对供给侧的牵引，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3]。

1.以创新引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尤为重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促进市场创新，以市场创新推动供给和需求结构优化，实现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4]。一是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并出台一批支持释放消费潜能和投资潜能的政策，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有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强科技引领产业创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先进数字技术，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加速产品更新换代、优化升级，打造适合科技时代的新产品。三是加强科技创新激发需求潜力。加大农村地区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开拓电商、直播、网络消费等消费渠道，为农村居民带来消费新体验，有效挖掘农村投资潜力和消费潜力；借助科技手段促进消费方式升级，创造全新消费场景，使传统消费空间向线上拓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去旧、维稳、创新”的原则持续推进，“去旧”是指继续实施落后产能淘汰政策，对于无法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高耗能、低效益、不环保的传统产业坚决淘汰，对于市场需求无法消化的过剩产能持续化减；“维稳”是指对于有发展潜力的传统产业进行有效维护，融入科技要素，对其进行整体升级，对于具有品牌价值潜力的传统产业，要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开展直播、网络营销、短视频等方式进行品牌塑造，提升品牌价值，促进我国本土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创新”是指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科技手段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能力，促进制造业向高级化升级，支持工业企业现代化转型，同时，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和现代医药等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并鼓励创造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以更高质量的供给引领需求。

3.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需要激发内需活力

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需要激发内需活力，形成内需主导下的国内经济良性循环，对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激发内需活力应该注重“保障、挖掘”的原则。“保障”是指保障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注重就业优先政策，拓宽居民灵活就业和收入渠道，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多层次打造养老体系，建立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挖掘”是指在现有需求基础上挖掘潜在需求、创新需求和多元需求，一方面，实施税收优惠，激发投资需求，将投资重点放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研究、节能、减碳等方面；另一方面，鼓励技术创新开拓消费新领域，创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线上与线下、虚拟与实体、休闲娱乐与知识付费等消费方式融合发展，挖掘个性化、多元化、共享性的潜在消费需求，提高教育、医疗、养老、健康、文旅、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的普及性与均等化。

4.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需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需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是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5]。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打破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断点，破除妨碍国内大循环的各种障碍，比如城乡二元架构、区域间过度竞争、物流体系不通畅、技术标准滞后、要素市场配置效率低等问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供需有效对接、产销协同并进的良好局面。二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进一步扩大商品和要素的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全球优质资源要素，同时以国际大循环牵引国内大循环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只有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有效提升我国产业体系质量和技术水平，发挥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5.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需要推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努力协调发展与平衡之间的关系，但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依旧作为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重要内容。一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要发挥城市在科技、人才、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激活乡村发展潜力和发展活力，提升城市和乡村间的协同性发展。二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政府协商、经贸合作、协同治理、资源共享等机制实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的目的，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城市错位发展理念，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6.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需要构建优质的市场环境

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需要构建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优质市场环境。一是确保各地区政策法规互通，优化和完善准入准营规则和市场退出机制，规范行政性收费，实施公平公正的市场监管，降低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激发市场活力；二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运用数字监管技术，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协调和智能服务等数字治理方式优化市场环境，打破政府侧和公众侧的信息隔阂，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三是通过优化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法律实施和监管、加强司法透明和法制保障、推动诚信社会建设、加强普法宣传等多元举措，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平、公正和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四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时，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质国际资本和资源进入国内市场。

五、结语

通过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发现，截至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规模提升，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更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贯穿于经济发展中，结合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以创新引领、激发内需活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质的市场环境，始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效促进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丁志国,张炎炎,任浩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效应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7):3-25.

[2]洪银兴.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J].中国工业经济,2016(6):14-21.

[3]张立群.着力扩大内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21年展望[J].求知,2021(3):36-38.

[4]徐康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J].红旗文稿,2024(1):40-43.

[5]张辉.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J].经济研究参考,2023(4):1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供给需求理论视角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9CJL001）；伊犁师范大学提升学科综合实力专项社科一般项目：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逻辑与路径研究——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项目编号：22XKSY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