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¹，吕延方²

（1.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99；2.广东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本文重点探讨贸易结构、贸易政策与价值链升级的关联关系。基于国际分工新形态和国际贸易新模式，科学审视我国贸易结构性特征，评估了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我国产业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构造我国贸易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攀升协同的功能机制。研究认为，我国应从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入手，循序渐进地实施技术赶超战略，以避免被动的技术套牢风险；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全面地渗透全球价值链，各行业出口中国外附加值所占份额较大，我国应利用与各国产业深度合作的同时，加强学习，加强技术创新。

关键词：贸易结构升级；价值链攀升；国际贸易新模式

一、引言

本文拟探讨贸易结构、贸易政策与价值链升级的关联关系。首先，贸易结构转型升级能否与价值链攀升协同？一般认为，价值链攀升被认为是贸易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裴长洪和彭磊（2006）、马述忠等（2016b）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通道，贸易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中国贸易开始向着结构优化、企业生产率提升以及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方向转型升级。同时，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是由其国际贸易现实状况直接决定（马述忠等，2016a），也就是说，贸易结构转型可以被看作价值链攀升的充分条件。马述忠等（2016b）曾指出，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推动了出口贸易结构持续调整，一般贸易出口增速高于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获得了持续提升，这一转型升级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推动，也促进了出口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彭水军、袁凯华（2016）指出当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可能陷入“低端服务—低端制造”的恶性循环。因此，如何避免陷入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贸易结构转型，是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

另外，为什么我国贸易结构对国外价值链依赖度偏高？王子先（2014）研究发现，我国加工贸易一直在贸易结构占据主要位置，从早期来料加工装配到进料加工，对全球价值链形成了较高依赖，而自身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拓展外部市场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本文认为，一方面我国贸易结构在优化，另一方面我国贸易产品中外国增加值占比较高。

本文基于国际分工新形态和国际贸易新模式，科学审视我国贸易结构性特征，突破全球化分工底层锁定陷阱，评估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我国产业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构造我国贸易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攀升协同的功能机制。

二、国际分工新形态和全球价值链分工

（一）基于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新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

随着全球化和企业价值链日益深入，继传统产业间贸易和战后产业内贸易之后，一个新国际贸易模式—产品内贸易模式迅速崛起，愈益鲜明的贸易“碎片化世界”展现在面前；尤其是当比较优势抵消了物流成本后，产品内分工会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采集器”，多层次多样化的国际分工模式开始出现（Amdt，2001；Bonder，2001；谷克鉴，2005）。张二震（2007）进一步指出，跨国公司推动下，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按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分布于不同的国家，形成新的国际分工形态—产品内分工。而产品内分工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增值环节被不断分解，于是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优势，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或某些特定环节和阶段上（戴翔、张二震，2016）。

Hummels et al.（2001）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内涵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一种产品在多个工序连续生产；第二、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产品增值；第三、至少有一个国家进口中间品、生产的最终产品被出口。Feenstra（2010）曾建立包括各种生产环节或工序的对外外包模型。吕延方、王冬（2012）基于此研究，构建承接外包的机理模型，这一模型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生产工序转移的影响机制。

（二）增加值贸易模式和要素构成

伴随全球分工模式的深刻变化，全球贸易形式不仅发生根本变化，价值链分工模式也对全球贸易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最初，专家命名这一贸易新模式为产品内贸易，即在产品内分工基础上形成的投入品贸易新模式（张二震，2007）。也有的文献命名为中间产品贸易（盛斌、马涛，2008），任务贸易（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价值链贸易（潘文卿等，2015）。但近来多数文献使用了增加值贸易这一专业术语（程大中，2014；Ito et al.，2017），因为它更能反映当前价值链的不同国家要素作用，例如，苹果平板电脑的产品包装虽然注明了“中国制造”，但是如果从增加值来看，中国的劳动力要素收入实际上仅仅占据整体苹果增加值的3%。

我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是，价值链贸易造成中国“加工装配”以及低成本、低附加值贸易利益。尤其是，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中国正面临着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逆向转移和低端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顺向转移的双重竞争压力，因此，基于价值链分工体系以附加值测算方法有效度量和科学评价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跃升，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外贸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廖泽芳、李婷，2017）。

中国的加工贸易需要进口多个国家的原材料、中间部品、零配件等，那么重复计算的部分会更多。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并更客观显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每道工序的增值部分，附加值贸易测算法需要被引入。附加值贸易测算方法就是显示产品内贸易中国内和国外附加值的比例，出口品中国外附加值一般可以衡量价值链上游国家吸收的贸易对本国GDP的贡献，或者一个国家出口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国内附加值则显示一个国家产品出口对本国自身生产或服务的依赖程度。程大中（2014）曾将增加值贸易分析与贸易的要素含量分析结合起来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拓展。研究认为，中国应进口隐含密集使用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而出口隐含相对丰裕劳动力要素的商品。

（三）基于价值链的纵向升级模式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生产外包不断扩大，把大量低端中间产品生产的价值链环节转移至中国，充分利用中国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由此中国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投入的中间产品出口迅速增加，同时，大量使用国外优势资源的中间产品或先进材料进口迅速增加（盛斌、马涛，2008；吕延方、王冬，2012）。Gereffi（1999）归纳出GVC的序贯升级模式“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认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企业可以通过加入GVC，顺利实现升级。

尽管近年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开始升级，从以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贸易结构开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变，但是，不可否认，我国主要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外附加值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例如，出口占较大比重的电子设备和光学仪器产业的国外附加值部分超过了50%，这说明，这一产业对国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技术支持有较大的依赖，技术含量较高的关键器件仍然依赖美国领先供应商。因此，我国电子设备产业应主动产业链升级，以避免高端设备严重依赖国外的“套牢”危险。

“微笑曲线”已成为价值链理论中重要组成部分。许南、李建军（2010）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升级态势，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微笑贫困陷阱”境况，尤其是美国缘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能力吸收较低等情况，使我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升级面临严峻挑战。尽管有学者认为“微笑曲线”不一定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会因为具体产业不同，各环节市场结构不同，价值分布状况也不尽相同（文嫮、张生丛，2009），或者有学者认为中国增加值表现有反转现象（樊茂清、黄薇，2014），但是普遍认为区域贸易治理权力掌握在欧美日价值链布局国和自由贸易协定主导方手中（李艳秀、王厚双，2017），高技术制造业基本参与的是全球价值链较为低端的生产环节。

三、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贸易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关系

（一）开放的贸易政策与产业升级策略长时期脱节

加工贸易曾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导方式。学者认为，长时期中国放弃了国内产业政策和产业升级战略，贸易政策和产业策略一直没有衔接（Naughton，2006；张军，2010）。大量证据也证明，中国贸易结构虽经历了明显的升级，但是，无法证明中国产业升级伴随着贸易开放同步发生（唐东波，2013）。尽管我国贸易结构显示了不断优化的趋势，但是，我国产业链位置仍然居于中低端位置，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国家施加了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我国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开始放缓，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开始下降。这些均显示我国产业结构亟需优化，贸易结构应与产业结构协同演进。

（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贸易救济措施和非关税壁垒

近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不断加强对贸易和外资的管制，以此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货物、服务、资本的频繁流动除了给东道国带来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外，会为东道国国内的一些弱势产业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在贸易、外资方面实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能够为本国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对贸易、外资的限制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使贸易和投资受到了不公平的歧视待遇时，本来合理的贸易保护、投资保护就成为了投资保护主义。中国虽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这些贸易救济措施和非关税壁垒，抑制了中国参与GVC以及其地位的攀升（王孝松等，2017）。

（三）协同贸易和投资政策以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

随着价值链贸易思潮的兴起，贸易和投资关系愈加紧密。首先关注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的潜在影响。例如，进口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会阻碍基于受该项措施影响的进口的外向型投资，但是，同时会促进进口替代型投资；贸易便利化、出口鼓励会降低口岸成本，进而加快出口，促进外向型投资，尤其是促进基于便利化进口的市场寻求型投资；优惠或自由贸易协定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同时强化区域或国家间价值链，而且，还可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规模经济效应，正向影响投资行为；贸易救济措施会对受该措施影响的国家外向型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一直以来，自由化和FDI促进性政策集中批发零售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特定服务部门。投资反过来会影响贸易。例如，2012年，中国将合资证券公司中外国投资者所有权上限由33%上调至49%。这一措施势必会带动国外企业或个人对我国证券资产的购买，进而带动了金融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中国简化了资本流动以及国外企业外汇兑换限额的审查程序，例如，企业开设外汇账户或进行外汇储备再投资等业务，只需到相关部门注册即可，审查程序的便利性，会带动企业或个人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实体投资。

四、我国贸易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攀升的协同战略

（一）政策上修正二元贸易体制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二元”贸易政策是形成中国现阶段“二元”贸易结构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FDI和加工贸易的主导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模式，这个模式使得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并获得了巨大的垂直分工利益，但是加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依然较低，并且偏向加工贸易的“二元”关税政策在促进加工贸易扩张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唐东波，2012）。因此，应甄别贸易行为，将贸易分为两类：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分析出口价值构成，抽取典型化事实，微观分析贸易政策与贸易结构、价值链位置的动态关联性，以政策上纠偏，设计统一灵活的贸易政策，促进国内企业的附加值份额获得提升。

（二）政策上纠偏二元结构性问题

二元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两点：第一、尽管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多数产品无法实现价值链攀升；第二、高技术产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仍处于价值链低端（汤碧，2012）。下一步，应拟针对两个方向视角，深层次考察二元结构性问题，提出旨在使高技术产业生产并输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实现多数产品价值链攀升的相关建议。

（三）贸易政策协同价值链攀升和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世界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贸易模式向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战略升级，拓展全球产业布局，整合全球资源，增强核心能力，实现价值增值成为新的目标；贸易政策上，应采取措施积极推动贸易企业向价值链的左右两端延伸，提升外贸企业在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的位置（王子先，2014）。下一步，应拟总体评估我国外贸参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路径，最终提出培育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贸易政策。

五、结论

本文融合不同范式，整合要因，形成产业贸易结构优化和价值链攀升的交融理论架构，最终构建了贸易政策、贸易壁垒、二元结构与价值链攀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如下：第一，价值链分工的内涵就是产品内各工序在不同国家的转移，而它的外延则包括价值链的高端工序、低端工序在不同国家的分布，即一个国家的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并更客观显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每道工序的增值部分，附加值贸易测算法需要被引入。第二，我国应从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入手，循序渐进地实施技术赶超战略，研发核心技术，主动攀登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以避免被动的技术套牢风险，同时，应动态分析现有的资源禀赋及产业发展条件，侧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环节，以避免盲目的升级造成的资源浪费。 第三，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全面地渗透全球价值链，因此各行业出口中国外附加值所占份额较大，我国应利用与各国产业深度合作的同时，加强学习，加强技术创新，不断攀登各产业高端服务、高端制造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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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新格局下促进福建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问题研究”（FJ2023B063）；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数字前后向关联的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限制性风险、交易成本及弥合对策”（2023J0192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