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浩宇  高丛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  100876）

摘要：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由于数字化的非竞争性，平台经济数字创新产生了“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它允许规模经济并降低创新成本。后者刺激了更高的创造性破坏率，导致更高的风险，从而使市场份额不稳定，不稳定又为投资者带来了风险溢价。市场租金主要由投资者和高层管理人员累积，而普通工人的累积较少，因此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平台经济；数字创新；收入分配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平台经济”与“收入分配”一直都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推进共同富裕”。

目前，数字化信息技术不断创新进步及大规模低成本商用使数字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正在改变人们行为模式、企业商业模式、行业和市场结构，甚至许多传统服务和产品的性质及资源配置方式等等，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来看，收入分配问题在近年来严重性也越发凸显，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财富差距极其悬殊，同时各行业资本报酬率不断上升，劳动报酬率相应大幅下降。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平台经济数字创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讨论，许多人都简单地认为平台经济的扩张能够带来大量就业，提高劳动收入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因此本文就平台经济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

二、理论机制

本文阐述了数字创新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机制。随后分析总结了本章框架中的理论机制（如图1所示）。

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使得基于创新的租金不断扩大，从而有助于提高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具体而言，本文关注的是高管、核心员工和股东获得的市场租金带来的不平等，而普通劳动者几乎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平台经济数字创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反映了众所周知的创新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按照熊彼特的设想，数字创新产生了“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其特点是市场力量和风险高于以前有形产品经济的情况。这些新的市场结构的原因是数字化的非竞争性，它允许规模经济并降低创新成本。后者刺激了更高的创造性破坏率，导致更高的风险，因为只有稍好的产品才能占领整个市场，从而使市场份额不稳定。不稳定为投资者带来了风险溢价。市场租金主要由投资者和高层管理人员累积，而普通工人的累积较少，因此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图1  平台经济数字创新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机制

三、数字创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平台数字创新对规模经济和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1）数字非竞争性对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的影响

①数字非竞争性扩大规模经济效应

数字非竞争性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市场集中，因为数字非竞争的边际扩散成本对生产商来说也是零：销售的产品越多，平均成本越低。平台经济具有能以低成本进行无限复制的特性，即边际成本趋于零进行生产的特性。

零成本复制，恰恰是平台经济能够实现快速成长的秘诀。以京东为例，只需有限的固定成本就能完成电子商务平台的搭建，但是无限零成本复制对于平台上的店铺却成了可实现的现实。在京东平台上，除却微小到可忽略不计的账号注册成本，商家可以接近于零成本开通店铺，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进行店铺经营从而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在传统零售领域而言，这种接近零成本开店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开通一家店铺意味着需要支付商业地产租金费用、店铺装修费用等等，而这些费用加总在一起往往成本高昂。

②规模经济下产生“赢者通吃”的市场结构

在数字创新市场中，规模经济得到零成本复制的加强，促进了市场集中，并为小规模生产者提供了挑战现有企业的机会：先发优势、声誉效应、知识产权、网络效应以及产品捆绑，即不同产品联合销售，而边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Brynjolfsson等(2007)提出“没有质量的规模”，这一表述抓住了一个紧密相连的理念，即一家小公司几乎不需要时间和投资，就能成为全球巨头，因为数字产品只需点击一下就能复制。

这种规模经济的后果是出现了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即市场份额高度不对称的市场。市场动态类似于锦标赛，在锦标赛中，最佳报价将赢得竞赛，并占据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市场。赢家的产品可能仅略好于替代品，但一个没有大量分销成本、几乎瞬间就能扩大规模的市场，会让赢家有机会迅速占据大部分市场，例如通过在互联网上分销服务。经济普查显示，与平台经济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市场集中度很高。例如，在企业对企业电子市场提供商中，前4家提供商占2012年销售额的34%，而相比之下，批发业务中前4名企业所占的平均份额仅为5.6%。

（2）数字创新对租金、市场集中的影响

数字创新提高了创新产生的租金。成功的创新者提高租金这一事实并不新鲜；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提出的概念，是创新发生的必要条件。现在的新情况是这种转变的规模，体现在数字创新举足轻重的行业的巨大利润率上。在《福布斯》2015年最赚钱行业排名中，医疗技术、科技服务和电子服务分别排在第1、第3和第4位，利润率分别为20.9%、16.1%和13.2%，而金融位居第2位，利润率为17.3%。同时，目前国内最赚钱的十大行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以年薪147678元、129837元、123343 元位居前3名，也从侧面反映了数字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率。

供需两方面的一些特点强化了赢家通吃的市场更青睐现有公司的租金。在供应方面，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产生的规模经济提高了效率，进而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份额。一个原因是，追随者立即复制往往并不简单。同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还允许先行者雇佣最熟练、最有创造力的员工。此外，在各种市场上，范围经济加强了现有公司的市场地位，例如亚马逊、Facebook等最适合推出新产品，因为它们的消费者基础庞大，竞争对手难以与之匹敌。由于标准声誉效应，产品不容易跨平台传播，竞争对手的进入受到限制。这些供应方面的条件决定了新进入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挑战现有者。

在需求方面，一家公司或产品的声誉往往会影响消费者选择更青睐现有公司，这些限制减少了进入者成功渗透市场的机会。产品在市场上的成功往往会刺激现有生产商进一步销售，给新进入者带来挑战性的机会。此外，某些知识产品的技术复杂性放大了现有公司的优势，因为更大的复杂性增加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更喜欢从拥有合适品牌和声誉的卖家那里购买，以保证产品的质量。而且，网络效应即产品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对平台经济的一些最具创新性的部门至关重要。例如，随着机器学习算法变得更加智能，能够访问更多数据，数据所有权的优势正在增强，从而强化了现有公司访问此类数据的优势。

监管和政策条件，包括知识产权和标准，也至关重要。在允许公司保护他们的数字创新时，他们制造了竞争壁垒。因此，政策影响市场集中的余地很大。标准可能会限制进入，但同时也可能促成创新，这些标准也更多地适用于生产过程大量使用数字创新的情况。

某些因素可能限制市场集中。其中一个因素是消费者口味的多样性，这可能导致市场的碎片化和垄断竞争，而不是大规模的赢家通吃的市场。然而，数字创新可以降低产品差异化的成本，使公司能够通过提供不同的细分市场，从各自的领域追逐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控制扩展到小型利基市场之外。限制市场集中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来自新进入市场以及随后讨论的数字创新成本降低而产生的创造性破坏。

2.平台创新对创新成本、市场进入和创造性破坏的影响

这一部分讨论了数字创新对创新成本的影响可能如何触发现有产品更迅速地位移，增加公司失去市场收入的风险。创造性破坏和市场进入也可能减少数字非竞争性促成的市场集中。

（1）数字创新的较低进入成本允许更多的创造性破坏

通过数字创新，创新的成本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降低。首先，与许多市场相比，信息技术降低了进入成本，包括生产、管理和传播新知识的成本，例如，Paunov和Rollo（2016）在研究中提供的发展中国家公司利用互联网进行创新的证据；以及数字技术可以促进企业内部管理的“扁平化”，从而减少管理成本。第二，创新的下游成本，即生产和传播数字创新的成本随着数字非竞争性而降低，甚至消失。使用数字手段为产品做广告和分销产品也可使实物商品的生产者大幅度降低营销成本，它们可以进入全球市场，而不必在品牌等方面招致大量的沉没投资。对于一些最具活力的数字知识产品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例如软件和在线服务，它们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分发，不需要运输费用。第三，数字创新的扩展成本也更低，因为它们可立即扩展并可触及无限数量的客户。与传统“有形”产品相比，平台经济通过数字创新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因为产品的很大一部分是无形的。同时还提高了信息搜寻与分析的准确度，实现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降低从业门槛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分摊企业创新成本。

创新商业化的成本较低，可以更快地进入更多市场并进行创造性破坏，从而增加了现有公司损失大部分或全部的市场收入的风险。即使产品相对于现有产品而言只是微小的改进，它们也可能会推出并挑战现有产品，因为在赢家通吃的环境下，即使创新与竞争产品相比只有边际优势，也可能获得整个市场，这强化了成本降低对推出新创新的激励的影响。然而，技术变化可能不是更快的整体，因为它取决于总的研究工作。有证据表明，数字创新确实增加了企业在市场上面临的风险。Brynjolfsson等人（2007年）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后，“创造性破坏”即公司在各自行业中销售等级的变化，在信息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中更为重要。

（2）市场进入和创造性破坏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在以数字创新为基础的竞争市场中，市场集中和创造性破坏并不矛盾。在这样的市场上，竞争不在于价格，而在于彻底的产品创新，因为成功的新产品将完全取代现有产品，无论现有公司收取什么价格，都将接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新进入市场的威胁仍将约束现有公司。这还意味着，在下一次创新到来之前，现有公司将保持市场地位，不必担心竞争。巨大的规模经济加上能够保持市场力量的商业战略，使得赢家能够收获利润，直到被成功的挑战者取代。

虽然证据表明，随着数字创新，市场集中度有所提高，即当前的环境是市场集中度和创造性破坏并存的环境，但市场进入和创造性破坏的威胁也可能降低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程度的降低取决于技术、商业战略和政策，当技术带来彻底变革时，新来者对现有企业的挑战会超过现有企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此外，现有公司利用网络效应、平台主导性、领先的技术标准和数据访问，可能会导致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条件。后者主要取决于政策，包括反垄断、创业和知识产权。

在赢家通吃的市场上，创造性的破坏可能会受到挑战，因为赢家带来的优势是允许商业策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留租金，特别是大型市场参与者受益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往往受益于网络经济。这些都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资本和网络，以充分利用高端创新，并通过反馈回路，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优势。此外，在整合的市场上，现有企业已经成功地将其产品确立为基本要素，不同的数字平台就是如此，以至于进入壁垒阻碍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挑战者会开发出新的更激进的创新，但不会立即取代赢家，也不会改变市场的高度集中。许多新进入者中很快就被挤出了市场，尽管创业失败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但问题是在成功的创业理念中，大多数都被现任者接管，例如饿了么和高德均被阿里收购。许多学者都认为，“如果已建立的企业有能力收购具有营业额、资产基础或市场份额的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新进入者，动态竞争可能会被扼杀。”虽然这些收购减少了创造性破坏，但它们可能有助于提高行业生态系统的效率，因为小公司开发得好的激进创新一旦大规模部署，就能创造更多价值。

3.市场更集中与风险更大增加的租金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本节讨论数字创新带来的市场结构变化和风险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它描述了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实现更高回报的机制——结果是资本、高管和高级雇员的回报更高，而普通工人的回报更低。

（1）数字创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已有的研究中探论过的数字创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渠道是关于这种创新如何补充或替代不同类型的劳动。

在本文中讨论的将数字创新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的渠道是不同的，它源于数字创新对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的影响。这与资本和劳动力如何补充或替代数字创新无关。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以两种方式影响收入分配。首先，市场集中导致市场租金上涨。这影响到收入的分配，因为这些租金的不同索偿者，包括投资者、最高行政人员和不同的工人，在谈判能力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第二，更具创造性的破坏所产生的更高市场风险为风险承担者（所有者、投资者和高管）带来了更高的风险补偿。下文讨论了对不同投入因素和证据的具体影响。

（2）投资于数字经济的资本回报率更高

Hall和Liebman(1998)在研究中指出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在经合组织国家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创新密集型经济活动中。赢家通吃的市场条件使得投资于数字经济的资本获得了更高的回报；这些利润反过来又影响了收入分配，因为资本所有权集中在最高收入群体中，从而加剧了不平等。投资于数字创新的资本回报率增加，因为市场租金主要由剩余索取者即投资者和管理者获得，而员工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上基本上是固定的。“效率工资”机制确保部分租金归员工所有。租金不一定“过高”，即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来看高于要求。投资者需要风险溢价来投资，因为市场风险更高，破坏性更强。

投资者和业主的租金增加的一个指示性证据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公司利润增加，而利率下降。如果没有租金，那么企业利润将遵循利率的路径，因为利率反映了经济中资本的回报。Barkai（2020）记录了过去30年美国企业利润份额的大幅增长。De Loecker和Eeckhout（2017）最近的研究也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价和市场力量有所增加。此外，王春云和王亚菲（2019）基于经过中国的研发资本化和三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生产法GDP数据，将资本服务纳入资本回报率测算中，经过这实证研究发现每提高1%的资本报酬总额，则资本回报率对应增长1.84%，这也证明了投资者和业主的租金在不断增加。此外，Guellec和Paunov（2017）。在调查利润和最富有的1%之间的关系时，显示了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增长率和利润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的40%人群的收入与利润之间的相关性较低。这意味着利润的变化会影响收入不平等，因为它只惠及最富有的1%，而不会惠及其他人。此外，Bas和Paunov（2017）还通过实证分析表明，赢家通吃市场，即具有较高行业市场集中度和市场波动性的市场，与较高的利润存在相关关系，同时市场波动对利润的影响大于工资，但小于高管薪酬。

（3）劳动回报率的下降

资本回报率较高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劳动回报率的下降。在过去30年里，世界范围内的工资收入比例有所下降。OECD预计，1990年代初期，其成员的工资收入所占比例为66%，而到了2000年，已经降至62%。与此同时，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劳动力在增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如图2所示）。

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构成资料显示，1990、2001和2007年中国工人工资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3.4%、51.4%和39.74%。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劳动报酬比例在逐年降低。同时，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官方统计数据可能低估了劳动力所占比例的下降，因为无形资产在资本中的占比不足。

图2  1975—2013年经合组织21国劳动力在增值中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国民账户数据库）

多项证据表明，数字创新在解释这些变化方面发挥了作用：首先，图3显示，美国劳动力在R&D密集度较高的部门所占份额显著下降，但在R&D密集度最低的部门却没有下降。此外，Koh等人（2015年）表明，过去三十年美国劳动力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知识资本，即知识产权和软件而不是实物资本的收入份额增加。

图3  1971—2011年按部门R&D密集度分列的美国工业增加值的劳动力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STAN数据库）

第二，Guellec和Paunov（2017）使用1995年至2011年17年期间27个国家16个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回归，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影响，比较了对研发投资依赖程度不同的行业中，劳动收入份额、集中度和企业流动性的趋势。结果显示了创新效应的更直接的证据，即劳动份额与专利绩效之间仍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证据与Bassanini和Manfredi（2014）的证据一致，他们发现，1980—2007年期间，25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中，80%的产业内劳动力份额收缩可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深化。

第三，支持赢家通吃市场对劳动力份额下降影响模型的其他证据包括Barkai（2020）发现劳动力份额的下降是由于加价的增加，从而证实了劳动力份额和租金份额之间的联系。Autor等人（2017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数据集中显示，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劳动力市场份额下降幅度最大，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

当然，数字创新并不是劳动力份额减少和资本回报提高的唯一原因，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

（4）薪酬分配

随着大规模激励计划（如股票期权和奖金）的扩大，高层管理人员受益于报酬的增加，这些计划旨在监测他们在赢家通吃的高风险环境中的决策。除了那些收入最高的阶层，其他阶层的劳动力从房租中得到的好处都不如前者。数字创新以及更广泛的无形资产对劳动力的这些影响，加剧了不同工人职业和技能组合如何补充或替代这些新技术而产生的影响。

表1  2019年不同国家公司总裁工资与普通员工工资比较

①高管薪酬

不断增长的风险增加了管理者的决策对利润的影响。在赢家通吃的市场中，如果经理人的决策比竞争对手的略好或略差，就可能带来巨额收益，也可能带来巨额亏损。高管薪酬相对于公司净销售额的证据显示，在一些关键活动领域，排名前90%的高管薪酬存在显著差异：IT相关服务、创新密集型制造业以及IT相关制造业。金融、保险和采掘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也获得高薪，这一证据指出了其他因素，如经济的金融化，在解释收入分配变化方面的作用。

此外，高管的行为会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很难监控他们的实际能力和努力，尤其是在只有轻微差异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市场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公司之间为吸引最优秀的经理人而展开的竞争因此而加剧，这让顶级经理人有能力就有利的薪酬待遇进行谈判。Bas和Paunov(2017)表明，赢家通吃市场与总部位于美国的上市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员的较高薪酬相关。市场集中度、波动性和高管薪酬在高管和公司两个层面都呈正相关。具体来说，CEOs在这些市场上收入更高。在更集中和波动性更大的市场上，更高的份额不是固定工资部分，而是随公司业绩而变化的份额。这一发现指出了风险薪酬在高管薪酬中的作用。

由于这些原因，高管们已经能够从较高的租金中分得一杯羹，而且他们的平均工资——尤其是非工资性薪酬——上升的速度比其他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的员工快得多。高管们更为密集地使用股票和股票期权等强有力的激励措施。2014年，超过四分之三的高管薪酬来自非工资补偿，而1992年这一比例略高于一半。

与此同时，数字创新也在不断发展，而且在IT密集型行业，高管的薪酬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在美国，1978年首席执行官与工人的薪酬比率为29.0:1，1995年增至122.6:1，2012年为272.9:1。数字创新很重要的行业的最高管理者从其所在行业占总销售额的份额中获得的回报高于预期。2000—2014年，在最高1%的高管中，IT相关服务行业的高管几乎占五分之一，与金融和保险行业高管的比例相似。IT相关制造业的高管占比排在第三位，高于行业销售额。其他行业在销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也高于最高1%的高管。

针对高管收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Guellec和Paunov（2017）。提供了一种解释，最高1%的收入增长率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很高：0.63（中位数）和0.70（平均值）。相比之下，中间40%的收入增长率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较低，中位数（0.47）和平均值（0.60）都是如此。这一证据表明，与资本回报率类似，高管薪酬的增长也对收入不平等具有负向影响，高管薪酬的分散性也与收入不平等有关。

②劳动报酬

数字创新也可能会增加对那些在确保获胜公司租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员工的奖励。一项新出现的微观证据显示，有证据表明与工人共享租金。但英国的证据表明，这些租金由更多技术工人分担；Mueller等人（2015）发现，在这个国家，高技能和中、低技能工作之间的工资差异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而中等或低技能工作之间的差异要么与公司规模保持不变，要么（如果有的话）略有下降。Card等人（2012）还发现，1985-2009年间，西德不同职业和行业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增加了60%以上，原因是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增加。这些研究中所反映的高技能工人与其他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增加，不太可能与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有关，因为这取决于雇主的规模，而且几乎没有理由说明不同规模的公司之间的技术趋势会有差异。租金分摊的解释更合理，因为不同公司的租金可能不同。

Bas和Paunov（2017）报告工资支付的美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显示，在更集中、更不稳定的市场中，公司的工资支付和平均工资没有关联，这与关于高管薪酬和利润影响的调查结果不同。

然而，大多数工人的谈判能力较弱。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对员工来说比对经理来说更大，而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往往相当于公司间类似劳动力的价格。更换经理比更换一些工人更困难。第二，降低劳动力在租金中所占份额的另一个因素是，对于员工来说，与管理者相比，关于谈判更高薪酬的能力和努力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不那么突出。第三，IT使外包和更临时的工作安排削弱了员工与成功企业的联系，增加了员工的竞争压力。Katz和Krueger（2018）指出从2005年到2015年，美国几乎所有创造的就业机会都与替代工作安排有关，这些工作安排被定义为临时帮助机构工作人员、待命工作人员、合同工和独立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Goldschmidt和Schmieder（2015）表明，减少租金分摊是德国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外包食品、清洁、安全和物流服务等非核心活动的动机之一。

 四、总结

由于数字非竞争，越来越多的行业受到“赢家通吃”动态的影响，这种市场集中使得赢家能够通过提高产出价格或降低投入价格来获取租金。数字创新还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增加了“创造性破坏”的机会，即新产品取代现有产品的过程，有时涉及现有生产者的退出和新生产者的进入，因为它减少了许多市场的进入壁垒。编程软件是数字创新的核心，其资本要求远低于其他类型的创新活动，知识的无形性和迅速扩大的机会促进了创造性的破坏。

如果出现创造性破坏和市场进入的机会，风险水平就会比过去更高，在赢家通吃的市场上，新的甚至稍微优质的产品都可能会导致新企业接管整个市场。这类赢家通吃市场的现有公司比其他市场的公司拥有更高的市场份额。然而，由于对赢者通吃市场更具创造性的破坏会导致市场份额更不稳定，从而导致收入更不稳定，企业和投资者面临着失去这一切的风险。

从创新动力的角度来看，市场进入和创造性破坏可能会降低数字创新所允许的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市场集中度。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取决于技术、商业战略，当然还有政策。

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趋向于更高市场集中度的力量已经战胜了数字创新的竞争促进力量，从而赢得了所有具有更高市场集中度和更具创造性破坏特征的市场。不稳定为投资者带来了风险溢价。市场租金主要由投资者和高层管理人员累积，而普通工人的累积较少，因此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五、政策建议

越来越多的共识是，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两大典型事实。从两者关系角度总体来看，伴随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出现的收入分配方面的挑战，是技术进步、数字创新带来的市场结构性变革的必然结果。针对这些影响机制以及新的变化趋势，在制度调整和配套保障方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看，政府要健全平台企业监管体系，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逐步组建相关的行业协会、零工工会，承担起行业自律的重任，要发挥职工权益协商、教育和引导消费者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对现行的劳动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劳动者的权利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在不增加经济运营费用的前提下，保障平台经济下的零工工人权利，以适应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

第二，从数字创新的角度来看，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部分源于这些无形产品的非竞争性（数字非竞争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限制创新将改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福祉：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社会所有群体，包括最弱势群体受益的来源，所以仍需不断推进创新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可能偏向于现有企业，并以这种方式影响市场集中度。例如，R&D的税收优惠往往主要使大型的、已建立的公司受益，这些公司更多通常比初创公司更能盈利。公共采购往往也有利于现有企业，因为政府往往风险不大，更愿意与现有的供应商打交道，而且对新来者来说，公共合同的招标费用高昂。纠正这些偏差的方法包括制定特别条款来支持初创企业，比如法国R&D税收抵免，它以现金偿还亏损企业在该措施下产生的利润。

第三，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公共政策应该既要维持创新，又要抑制创新给收入差距带来的消极影响，尤其是要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对能促进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要素流动性，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大公共教育的投资，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水平，完善资本相关税收税系统防止税负的累积等。此外，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严格控制不合理的资本收益，保证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保障劳动收入份额持续提高，避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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