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宇 俞婷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摘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比法国杜尔阁改革和中国王安石变法的异同，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具有启示性作用。杜尔阁推崇粮食自由贸易，坚信土地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途径，因而重视农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王安石针对北宋封建帝国的农耕经济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等九条法条。杜尔阁和王安石的改革与变法最终都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没有保持阶级集团的利益制衡和形成持续的诱导机制，在宏观政策和微观主体利益关系方面未能统筹兼顾。借鉴杜尔阁和王安石的改革，一是在路径选择上要统筹兼顾；二是要结构调整，注重实体，并予以相应的信贷支持；三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改革，关注农民，建设新农村。

关键词：杜尔阁改革  王安石变法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借鉴和启迪

 一、杜尔阁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

（一）杜尔阁的改革主张及其举措

表1：杜尔阁改革时间表

杜尔阁的改革核心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自由。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自由贸易相对集中在农产品。第二，财政。杜尔阁上台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财政危机。他抓住了原始的信用关键，利用强制性准时付款，重建久已瘫痪的公共信贷。第三，税收。通过减少输入城市的粮食税，促进农产品流通；取消劳役税制，为农业减轻负担；推行一种不分等级的普遍纳税制，对以农民为首的底层阶级实行普惠。

（二）王安石变法主张及其措施

表2：王安石变法重大事件时间表

王安石变法中首推的青苗法,看似减轻贫农负担，实则强制放贷，违背了有效资源配置的金融初衷，是高额税的变向收取，甚至有部分地区实际年利率高达300%，本质是国家强制力执行保护下的合法高利贷。募役法实际针对地主官僚阶级，但对于收入微薄的底层劳动人民，贫富差距不缩反拉。市易法是以朝廷为垄断的销售组织取缔了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位，商业在政府监控下机械运行，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直接财政收入，但是也失去市场配置资源的长远利益。短短几年，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涉及各个方面，但是事实证明面面俱到的激进式休克疗法是不可取的。

二、杜尔阁和王安石的改革异同比较

表3：杜尔阁与王安石的比较列表

（一）相通相似：阶级现实和模式理想的悲情壮歌

第一，社会背景都是内忧外患中的赤字财政。当时，法国还在那场历时久远的大革命中苦苦挣扎。熙宁变法前，掌管华夏大地的北宋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财政问题。北方少数民族的边境军事压力，以及国内集中的“三冗”现象，而这些开支就达到了岁入的七成。

第二，最终结果都是利益围城里的必然失败。两次改革都没有完成——杜尔阁被解除了财政部长的职位，而王安石也被两次罢相。杜尔阁倒在了各大利益阶级的围攻声讨中，贵族阶层、宗教势力、大资本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唯一受益的农民阶层也只是微利微效。王安石变法对地主阶级的冲击很大，同时由于缺乏底层实施监管和审查激励制度，官僚阶层在执行过程中变向压榨农民。所以，杜尔阁和王安石的改革都得罪了统治阶级，而农民阶层的受惠面却非常有限，造成了既失去精英支持，有缺少民众基础的不利局面，直接导致两场改革失败。

（二）差异差距：基督维度和儒学空间的文化博弈

第一，指导核心：“勒紧腰带”与“开荒辟壤”的思维碰撞。杜尔阁改革核心是“节流”，倾向于从支出层面上解决赤字。王安石从“开源”角度出发，很多举措都是为了增加收入，青苗法通过官府提供农业贷款，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利用生产增长拉动税收增长，免疫法等亦然，以此挖掘各阶层的利益财富以填补国用。

第二，税役变革：“以税代役”与“拿钱消灾”的理念差异。杜尔阁的劳役改革将公共工程劳役负担的承担者转移，通过缴纳道路税让承担主体也从农民转移到地主阶层。募役法旨在从官僚地主身上收取费用以增加国家收入，劳役直接承担者没有发生变化，农民依旧是劳役制度下的主要劳动力。

第三，市场财政：“崇尚流通”与“抑制商业”的本质区别。杜尔阁强调开放流通，而王安石没有逃脱“重农抑商”，其改革重心完全偏向农业，即使青苗法等存在着商业的早期雏形，但其初衷与结果都是为了促进创造农业价值。

三、对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启示

（一）选择宏微统筹兼顾的发展路径

改革路径一般有两种，它所体现的是精英决策和群众基础、宏观目标实现和微观效益显现的轻重博弈：

第一，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国家领导的改革。杜尔阁和王安石的改革均属于高层规划。他们的改革逻辑都是以上层出台政策作为起点，自上而下，层层诱导，最终以达到下层微观的理想效果为终点。两次改革都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全盘否定，因为从决策成本最小化出发，一个国家改革是必须通过顶层精英的决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直接参与最终决策。

第二，自下而上、底层支撑的民众基础的改革。该路径整体逻辑是以诱导微观层面个体经济行为，自下而上，步步推动，最终以实现宏观增长发展为终。两次改革失败，不在于顶层设计的错误，而是忽视政策出台之后对微观个体行为的经济诱导。他们在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博弈中也正是缺少民众基础支持。

着眼现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中国经济应实现三个新高，其中之一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然而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中高速增长离不开民众基础。所以，我国应形成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调控的国家科学统筹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微观行为引导的基层民众意见反馈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切实做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顶层和基层的紧密相连。

（二）认真抓好实体经济的重建和复兴

第一，返璞归真，构建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虚拟经济为辅助的合理产业结构。近些年来，国内房价持续高走，市价远超实际价值，股市也是起伏不定、漏洞不少。根据传统产业理论，第三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新生行业领域，其发展需要成熟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作为基础，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安全性。所以，虚拟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超出实体经济的发展范畴，就会产生价值泡沫，就会由正转负，引发危机。杜尔阁虽然错误地认为土地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来源，但是其追溯本源的思维方式是可取的。每一分精神层面的财富创造都需要有与之对应的物质层面的财富相对应，如果没有市场交换价值的存在，服务业所创造的生产能力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所以，在如今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应当抓住服务行业的本源，发挥它应有的服务作用。

第二，拨乱反正，创造以优良信用为支撑、多元信贷为方向的有效金融体系。目前，全球经济下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货币市场的资金链、商品市场的产业链出现断裂：一个企业的资金压力转变成了一群企业的资金压力；商品供需结构性失衡，内需乏力，外资缩水，导致库存积压，产能过剩。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低风险的房市、股市。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对行业相似，规模类似的企业进行“一刀切”的信贷测算。面对法国信贷危机时，杜尔阁严禁拖欠借款，整治了违约拒付的不良风气，拯救了法国的政府信誉。我国现出于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同样面对信用缺失的市场难题。重拾信用，恢复信誉，建立一套体系完整、市场认可的信用评级制度，重新连接金融与实体之间被切断的联系，是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所需要关注的另一大关键点。

（三）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更好更新的模式举措

无论杜尔阁，还是王安石，农业都是两次变革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1号文件连续13次聚焦三农问题，就现阶段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特殊时期来说，以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发展、保证农村稳定为主要目标的“三农”难题也需要更进一步。从前车之鉴中，笔者找到三点针对当今我国“三农”的启示性建议。

第一，农田规划集中化，农业生产规模化。方田均税法暗含农业用地集中规划思想。目前我国农业三权分置下，农田间的分配往往无序、分散，农民间往往相互切断、隔离。作为低附加值产业，农业应当充分发挥利用规模效应，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削减。农田形式上趋于标准化、规格化，数量上呈现集聚态势，生产上机械化、规模化、多元化，最大程度地合理配置土地等农业要素，促进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的利润增收。

第二，农业金融规范化，农村设施自主化。农业集聚化、规模化生产运营的前提是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撑，一方面政府需要引导城市优质资本“下乡”，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专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配套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同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方面要着力推动灌溉沟渠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医疗、教育等。

第三，农物产品市场化，农产形式企业化。杜尔阁始终强调自然规律，尤其强调粮食自由流通，打破了粮食官僚垄断地位。现如今我国农业生产脱离市场，应推行农产品市场化，建立一个信息对等、供需调控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市场，在以城市蔬菜市场为典型代表的农产品销售市场和农产品生产地之间连接“直通车”，让农民们直接参与到农业产品市场当中去，推动农民职业化。而在农业规模化生产趋势下，农产品生产商企业化，构筑农业特有产业链，同时促进农民人口再就业：一部分转型为“职业农民”，在农企中开展传统农业生产，担任工人型农民，另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填补城镇化进程二产与三产的劳动力缺口。

参考文献：

[1]陈雨露,杨忠恕.中国是部金融史2 天下之财.九州出版社出版,2014

[2]傅允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王安石青苗法与免疫法再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2)

[3]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河北学刊，2008(5)

[4]李靖华.杜尔哥的经济思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5]斯坦利·L·布鲁.经济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

[6]叶世昌.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经济问题探究,19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