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 叶真豪 陈丹霞 马洪君 温州医科大学

摘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存在许多障碍。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从根本上讲，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学术界主要从就地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两方面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从目前情况来看，不管是就地市民化还是异地市民化都有一定局限性，以中小城市为突破口才是当前最为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就地市民化;异地市民化;中小城市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背景

我国现有农民工2.74 亿（国家统计局，2015），分布于不同规模城市，且数量不断攀升，这一群体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与状态。实现市民化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途径。

探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成果通常从两个角度出发：个体角度和群体角度。从个体角度探寻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时，由于农民工个体城市融入的行为较散，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立性，故很难探究出真正的路径；从群体角度探寻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时，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看作一个整体，可以显示出路径。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群体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

二、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受多种因素影响。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和农民工素质障碍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五大障碍。简新华（2011）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结合王春光（2011）“给农民工公平的城市融入的机会是他们能融入城市的前提”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机会平等需大量资金投入，而农民工数量庞大，政府财力有限，短期内难以筹集巨额资金。此外，高房价致定居困难、户籍藩篱致公共服务缺失、农民工自身素质欠缺致就业空间有限、市民化公共成本投入不足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已有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最主要的障碍是户籍制度。

事实上，自农民工问题产生以来，如何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既是学术研究热点的话题，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农民工工作的重点之一。农民工社会融合和市民化的研究视角主要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户籍制度三大解释视角。户籍制度视角认为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户籍改革刻不容缓。

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是淡化户籍制度、剥离与之相关的福利配置政策而非强化户籍制度的社会资源分配功能。户口只是一个形式，其中附着的过多利益是户籍制度改革总是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应从农民工的福利和保障入手来解决户口问题。实现转移人口身份转变，必须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以逐步全覆盖实现对转移人口的基本保障、提升就业稳定性，使他们“扎根”城市。

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国家也颁布了一些政策。2014年7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在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要求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综上，当下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主要在于通过居住地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政策，让农民工能够与城市户籍居民均等共享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从户籍制度的理论视角出发，农民工市民化有异地市民化和就地市民化两条路径。

三、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

（一）农民工异地市民化及就地市民化的路径探究

1、农民工异地市民化

农民异地市民化是指农民工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跨区域转移到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实现市民化的过程。

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的农民工异地市民化具有一定优势。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到较发达的大中城市，缓解了人口与农村土地资源的矛盾，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同时为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

孙中伟（2015）基于2012年江浙沪三地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的定居医院存在明显的大城市偏好。大城市或省会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丰富，在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及教育、医疗等方面有着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会对农民工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他认为“大城市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更能得到农民工的响应和支持。然而，该结论仅由分析江浙沪三地数据得出，事实上，相比我国其他地区，江浙沪经济发达，城乡之间差距小，中小城市与农民工家乡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确实难以对本省农民工产生强大吸引力。因此，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无法适用于全国范围。

郑永兰、翟鸿健（2015）基于推拉理论分析表明，在定居地选择中，稀缺的资源、“大城市病”、高昂的生活成本、“排外情绪”构成了大城市的“推力”。郭力（2016）指出，由于我国农民工的主要迁出地与迁入地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以大城市为主的“市民化”模式意味着大规模的异地迁徙人群，这势必会加剧“春运”等社会难题。王美琴（2016）对两个典型社区进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量及分析后得出，在整个公共服务获取情况方面，异地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的水平尤其不高，与城市市民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率较低和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前文分析户籍制度障碍时指出，公共服务是转移人口的基本保障。综上，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的异地市民化的可行性较低。

 2、农民工异地市民化

农民工的就地市民化指农民工在本地小城镇实现市民化的过程。

许多学者并不支持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首先，小城镇发展的实践、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小城镇缺乏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等因素决定了以小城镇为“政策主导”不可行。其次，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民工市民化，除了受到特定的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条件及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外，还违背了“人往高处走”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且其本身存在以下明显劣势：就业岗位少；基础设施水平差，建设投入成本高，财政资金缺口大；社会管理成本高；可持续扩张潜力被制约。

然而，就地市民化的优势远远大于其局限性带来的影响。其一，就地市民化可以缓解“候鸟式”城镇化带来的交通拥堵效应，有利于城乡统筹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其二，相对于大中城市，小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大、城市化成本低、进程门槛低，有利于增强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其三，有研究表明，子女就地就近迁移有利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提出农民工的就地市民化更有利于家庭关系和谐。此外，就地市民化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了许多便利。随着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逐渐转变，即使不进城也能实现市民化。

  （二）以中小城市为突破口的路径探究

近几年来，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安营扎寨”，却在中小城市购买了商品房。这个现象表明，中小城市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我国中小城市数量较多，占全国城市总数量60%左右，对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先天“亲和性”和后天发展优势，有望成为提升我国城市化质量、推进城市化加速的主要战场。

其一，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大、中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成熟，劳动力的需求趋于稳定，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中小城市在新一轮城市群建设中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机遇，渐趋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的就业机会、符合预期的市民化成本、与农村较方便的对接功能，使其在就业和生活两个方面均具有吸纳农民工的可能性。其二，中小城市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农民工落户政策相对宽松，舆论态度更加接纳。其三，中小城市具备推行“土地换社保”的优势，给农民工的归属感、认同感与心理适应性更强。这也符合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市民化的政策要求。

四、总结

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存在许多障碍。户籍制度一度被学者们视为最大障碍。从户籍制度的理论视角出发，农民工市民化有异地市民化和就地市民化两条路径。对两条路径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以中小城市为突破口的路径，既能满足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同时又能为农民工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现实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中小城市发展条件地域差异明显，以中小城市为突破口的农民工市民化路径也应分地区研究。这是目前有关中小城市研究所欠缺的部分。其次，大多数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相比差距较大，规模上处于比较劣势，所以必须走属于自己的特色化道路。

目前，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城建和公共服务、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小城镇作为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空间载体，要加大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力度，集聚优势项目和特色产业，促进承载能力的综合提高，使一部分农村人口实现就地转移；大中城市作为农民工异地市民化的空间载体，要继续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使农民工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积累市民化的资本。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调分布、经济均衡发展、人口合理流动和社会共同进步的过程和局面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步协调发展，全面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争取使农民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词汇，为其向其他社会阶层的跃升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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