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西为例

覃文林，郑栋，刘姗姗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226）

摘要：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正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方向转型。在中国，数字经济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广西为核心研究对象，构建产业结构与数字经济双层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量化省际产业结构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进而揭示二者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省际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均衡、第二与第三产业分化显著的特征，且数字人才储备是驱动省际产业结构差异的核心因素。本文聚焦边疆沿海沿边省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弥补了该类区域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短板，明确了数字要素影响产业结构差异的核心路径，为广西及同类边疆省区依托数字经济优化产业结构、缩小省际发展差距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差异性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方向转型。在中国，数字经济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要推动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在此背景下，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唯一沿海沿边省区，兼具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东盟的区位优势，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核心枢纽，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典型代表性。具体来看，广西第一产业规模稳固，2023年农林牧渔业产值 4613亿元，高于周边省份，数字农业转型初具雏形；第二产业以传统工业和建筑业为主，年产值合计 8946 亿元，虽处西南中等梯队，但与广东存在 6.1倍量级差距，数字化转型滞后；第三产业具备跨境服务潜力，但业态规模远低于广东，内部结构失衡，高端数字服务业态培育不足。

为破解产业结构层级偏低的困境，广西出台《广西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提出到 2026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 2000亿元、占 GDP 比重超 7%的目标，聚焦数字基建完善、数据要素释放等七大任务。从成效看，2024 年广西在用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达 16.4 万标准机架（较 2022 年增长 172%），产业数字化水平指数 72.98 ，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促成超 20 项人工智能跨境合作，区位优势初步显现。

但广西仍面临双重约束：一是数字经济核心要素与广东差距显著，2023 年研发经费（228 亿元）、信息传输服务业规模（ 1024 万元）仅为广东的 9. 1% 、2.2% ，研发人员数、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不足广东 8% ，数字人才短板制约技术转化；二是数实融合深度不足，2023 年规上高技术制造业营收占比仅 8.7%（广东超 20%），2024 年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仅为广东的 3%-5% ，数字要素驱动业营收占比 18.6% ，高端业态培育缺位，产业结构省际差异持续扩大。

基于此，本文聚焦广西与广东、云南等五省产业结构差异性，剖析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人才的驱动机制，为广西突破升级瓶颈、缩小省际差距，以及西南边疆省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依据。

二、数字经济下省际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研究

（一）省际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特征分析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23 年广西、广东、云南、海南、贵州 5 省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样本选取兼具可比性与代表性：广西为核心研究对象，广东作为华南经济标杆提供省际差距参照，云南、贵州与广西同属西南且产业结构同质便于区域内对比，海南作为南部沿海特色经济体补充区位维度。五类样本覆盖不同发展层级与区位属性，保障了省际产业结构差异分析的科学性，数据来源于五省 2024 年统计年鉴及 CSMAR 数据库。

2.产业结构指标搭建

本文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构建产业结构指标体系，形成 3 个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分 6 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其影响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1  产业结构指标体系

（二）五省产业结构面板数据对比

广西农林牧渔业达 4613 亿元，高于云南、贵州、海南，略低于广东，在西南省份中规模基础稳固，省际差异不明显；工业与建筑业合计 8946 亿元，高于海南、贵州，略低于云南，处西南中等梯队，但与广东存在显著量级差距，尚未形成与广东匹敌的产业能级；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金融业等远低于广东，金融业略高于滇黔，但其他服务业低于云南，这意味着广西第三产业不仅存在与广东的显著差异，其内部业态布局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

表2  五省产业结构面板数据

（三）基于熵值法的省际产业结构差异性探究

如表 3 所示，第一产业熵值最高、差异系数与熵权最低，反映五个省份在第一产业发展差异性较小，处在同一水平；第二、第三产业熵值相对更低，且差异系数、熵权显著高于第一产业，表明五个省份间在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差异性较大，省际差异突出。这一结果反映出五省城市产业结构的核心特征：第一产业未形成明显的省际发展差距，而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关注对象。

细分来看，第一产业下农林牧渔业指标的熵值在全指标体系中居于首位，对应的差异系数与熵权则为全体最低，这意味着该业态的省际发展数据离散性弱，区域间发展水平趋于一致，未形成显著的省际差异；而第二、第三产业项下各二级细分业态（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的熵值普遍偏低，其差异系数与熵权则显著高于第一产业，其中房地产业的熵值为全指标最低、差异系数为全指标最高，凸显出该业态的省际发展差距最为突出，工业、金融业等业态也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分化特征。上述测算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五省城市产业结构的核心特征：第一产业未形成明显的省际发展差距，而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关注对象。

表3  产业结构熵值、熵权与差异系数

（四）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印证

数字经济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各省份在数字经济核心要素储备上的差距，是造成省际产业结构发展分化的关键作用机制。已有研究证实，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技术赋能与人才支撑两大路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赋能维度，数字技术的外溢效应能够重构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推动工业智能制造、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等业态升级，进而拉升产业能级；在人才支撑维度，数字人才作为驾驭智能工具的“数智化主体 ”，其储备规模与结构直接决定了区域对数字技术的转化能力和产业高端业态的培育能力，是数字要素价值释放的核心载体。同时，数字经济的区域异质性会进一步放大产业结构的省际差距——数字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非均衡配置，会使先发地区形成产业升级的“马太效应 ”，而要素短板地区则陷入传统业态锁定的困境。

从现实背景分析，结合五省产业与数字经济的现实数据可见，产业结构失衡的核心维度（第二、第三产业）恰是数字要素依赖度最高的领域，而省际数字经济的分化程度与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呈现显著的正向关联。以广西与广东为例，广东第二产业产值为广西的 6.1 倍、第三产业产值为广西的 5.5 倍，同期广东研发经费、信息传输服务业规模分别为广西的 10.9 倍、44.7 倍，研发人员数、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更是达到广西的 13.5 倍、44.7 倍，二者的产业差距与数字经济指标差距形成精准呼应，印证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差异的驱动逻辑。

由此，下文将基于数字经济指标的熵值熵权数据，系统剖析数字经济核心维度的省际分化格局，揭示其对五省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的作用机制。

三、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和作用不同。为准确测量各影响因素对广西数字经济作用的大小，参考陈晓东等（2021）构建广西数字经济影响指标体系，通过查询五省份 2024 年发布的统计年鉴手工整理收集，未公布数据通过 CSMAR 数据库整理获得，采用熵值法计算影响指标和权重，科学论证数字经济下广西产业结构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与机制。

（一）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从数字贸易产品及服务类别的构成出发，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指标体系，形成4 个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分 8 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其影响指标体系如表5 所示。

表4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二）五省数字经济指标面板数据

表6数据显示，五省数字经济呈“一极独大、梯次分明 ”的省际分化格局，广东省全维度断层领先，西南省份中广西居于第二梯队，其数字基础设施具备跨境服务基础且发展相对均衡，但在研发经费、数字人才等核心要素上与广东存在代际差距（不足广东 1/10），贵州数字基建略优于广西，云南整体发展水平与广西持平，海南各指标均处于垫底位置；广西数字经济的核心短板为技术转化能力薄弱、高端数字业态培育缺位，而这类数字经济维度的省际差异，恰是引致五省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三产业发展分化的关键诱因。

表5  五省数字经济指标面板数据 

（三）基于熵值法的数字经济省际差异分析

表6熵值法测算结果表明，五省数字经济各维度省际分化呈显著层级特征：数字基础设施熵值最高、差异系数与熵权最低，省际供给已形成普惠性均衡，对产业结构分化的约束作用有限；数字人才储备、数字技术水平、数字服务环境分化程度阶梯式递增，其中数字人才储备差异为全维度之最，是驱动省际产业结构差异的核心动能要素。

结合要素禀赋与产业升级动能理论，数字人才作为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转化中介 ”，其省际配置失衡是产业层级分化的底层逻辑。广东研发人员数、信息传输服务业从业人数分别为广西的 13.5 倍、44.7 倍，这一差距直接传导至产业升级：第二产业领域，广东依托充足数字人才实现智能制造规模化布局，工业产值达广西的 6.1 倍，高技术制造业营收占比超 20% ，而广西因人才不足，该占比仅8.7%，产业能级难以突破；第三产业领域，广东人才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端业态培育能力，金融业产值为广西的 5.5 倍，广西信息服务业从业规模仅为广东的 2.2%，既无法打造跨境数字服务生态，也难以弥补业态失衡短板。

从指标特征来看，数字技术类指标分化是产业结构分化的重要诱因，数字人才类指标（尤其是信息传输服务业从业人数）为省际分化核心载体，数字服务环境类指标内部分化显著（专利申请数量差异突出，电信业务收入趋于均衡）。究其根源，数字基建为产业数字化提供基础条件，技术差距影响转型效率，而数字人才极致分化从根本上锁定产业能级，叠加专利申请数量的省际差异（广东为广西的 31 倍），进一步拉大了产业结构差距。

表6  数字经济指标熵值、熵权、差异系数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省际产业结构呈“一产均衡、二三产分化”的非对称格局

基于熵值法量化分析，五省产业结构省际分异特征显著：第一产业熵值最高、差异系数与熵权最低，呈低水平均衡，广西农林牧渔业在西南省份具规模优势；第二、三产业则是省际产业结构失衡的核心场域，熵权显著高于第一产业，其中第二产业的工业业态存在量级差距，第三产业则呈现“传统业态规模不足、高端数字业态缺位 ”的双重失衡（广西其他服务业产值 7511 亿元低于云南的 9043亿元）。这一特征与数字经济依赖度高度相关，第一产因对数字经济依赖低而均衡，第二三产业分化源于数字人才的省际配置差异。

2.数字经济是省际产业结构差异的核心驱动，数字人才储备为关键维度

从数字经济各维度的熵值测算结果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因熵值最高、差异系数最低已形成跨区域普惠性，其对产业结构分化的边际约束已大幅弱化；而数字人才储备、数字技术水平的省际分化程度呈阶梯式递增，其中数字人才储备的分异程度为全维度之最，其细分指标信息传输服务业从业人数的差异系数居所有二级指标首位。结合要素禀赋理论与产业升级动能理论可知，数字人才作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转化中介 ”，其省际配置的非均衡性是产业结构层级分化的底层逻辑——广东研发人员数、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分别为广西的 13.5 倍、44.7倍，对应其二、三产规模为广西的 6.1 倍、5.5 倍，而数字要素的非均衡配置进一步引致产业升级的“马太效应 ”，加剧了省际产业结构的鸿沟。

3.广西数字经济基础有优势但核心维度存短板，制约产业结构高端化跃迁

广西数字经济综合评价值位列西南区域第三，其数字基础设施维度具备相对优势，在用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较2022 年增长 172%、产业数字化水平指数达72.98，已形成支撑跨境数字服务的基础条件；但在数字人才储备、数字技术水平等核心赋能维度存在代际短板，研发经费、信息服务业规模仅为广东的 9. 1% 、2.2%，

研发人员不足广东的 8% 。这种错配通过“要素-业态-结构”的传导机制转化为产业升级约束：数字人才匮乏导致传统工业难以向智能制造跃迁，技术储备不足则阻碍了跨境数字贸易等高端业态培育（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仅为广东的3%-5%），最终使广西产业结构陷入“传统业态主导、高端层级缺位”的锁定状态，难以发挥沿边沿海的区位产业优势。

（二）实践启示

1.实施差异化产业升级策略，破解二三产省际分化困局

针对产业结构的非对称分异格局，需构建分产业、分业态的精准升级路径：第一产业应依托现有规模基础推进数字赋能，在桂南、桂中等农业区规模化落地智慧监测、跨境溯源等数字化场景，实现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转变；第二产业需锚定智能制造赛道，聚焦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领域，通过技改补贴、平台搭建等方式推动传统工业向数字化生产模式转型，缩小与标杆省份的能级差距；第三产业则要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的区位优势，重点培育跨境数字贸易、东盟特色金融科技等高端业态，填补内部业态失衡短板，将区位潜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2.构建数字人才“ 引育用留”体系，夯实产业升级核心动能

针对数字人才储备的核心短板，需打造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协同的人才供给闭环：在本土培育层面，联合广西大学等高校增设数字经济、信息服务等交叉学科，推动职业院校与产业园区共建实训基地，定向培养信息传输服务业等领域的技能型人才；在外部引进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人才，通过产业园区配套、薪酬税收补贴、职称评定倾斜等举措强化人才留存；同时建立数字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将技术转化成效纳入考核体系，提升人才对产业升级的赋能效率。

3.深化区域数字经济协同，以优势互补破解要素错配困境

广西需以“扬长避短”为原则构建多层级区域协同体系：对内巩固数字基础设施优势，深化中国—东盟信息港的跨境合作效能，拓展人工智能跨境应用等特色场景；对外加强与广东的数字产业协作，共建人才培训基地、承接大湾区数字产业转移，借力补齐技术与人才短板；同时联动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建立区域数字人才流通与技术共享机制，打造西南边疆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共同体，降低核心要素短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实现从“要素错配”到“优势协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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