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琛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赋能与驱动关系。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和变革性力量，通过渗透、重组与创新，全方位地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方向发展。本文基于2014—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与区域异质性。根据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逻辑，提纯假设。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且该效应在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赋能效果最为突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滞后。研究建议提出应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强化数字要素与人力资本协同、优化政府角色，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区域异质性；产业升级

一、引言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形态进入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动力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受到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我国先后出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重大战略文件，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并将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举措。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体现为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更表现为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演进，而数字经济正通过技术渗透、要素重构、业态创新等机制，为这一进程注入新动力。本文基于2014—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区域异质性。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刻画产业升级状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数字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本研究旨在为完善数字时代产业政策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学理依据与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理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产业体系从低附加值状态向高附加值形态演进的一种合理化变迁^[1]主要涉及产业的高级化和产业的合理化^[2]。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体系沿技术密集化、知识化和高附加值化方向的动态演进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体现为多维度、系统性的变革路径：在技术层面，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要素层面，数据要素凭借非竞争性和强渗透性特征，通过与传统要素融合产生倍增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在供需层面，需求侧的个性化、服务化趋势通过引致创新机制，形成对供给体系的高级化倒逼，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基于上述机理，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转型。

产业结构合理化强调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主要表现为产业间比例关系协调、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供需结构匹配^[3]。在要素配置维度，数字产业化优化要素跨部门流动，改善资源错配状况，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产业关联维度，平台经济模式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增强产业间技术溢出和知识扩散，提高产业关联度和耦合协调性；在供需匹配维度，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供应链协同和柔性生产，提升产能利用率与供需匹配精度，减少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基于上述机理，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转型。

（二）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区域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地区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和技术吸收能力的不平衡分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往往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活跃的创新生态系统，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数字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功能，从而加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进程；相反，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传统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受制于数字鸿沟和技术吸收能力不足，数字经济的转型赋能效果可能受限^[4]。这种区域间异质性不仅体现在产业升级速度上，更反映在升级路径与模式的系统性差异中。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基准模型：

2.变量选取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5]，通过熵值法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个维度选取9个指标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指数。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本文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借鉴张佩的研究^[2]，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其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借鉴干春晖等研究^[6]，采用泰尔指数量化其变量，公式如下：

其中，Theil指数用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程度，该值越小，表明要素配置与经济结构的均衡程度越高。Y代表各产业部门的产值，L表示相应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i为产业部门标识符。通过产值与劳动力投入的比对，该指数可有效反映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与结构协调性。

控制变量：政府支持力度（gov），财政支出与地方生产总值占比；对外开放程度（open），进出口金额与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人力资本水平（hc），该地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与总常住人口之比；经济发展水平（pgdp），人均GDP取对数。

3.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2014-2023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各地发布的统计年鉴与经济年鉴。针对部分区域存在的个别缺失数据，本研究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进行填补。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表2所报告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该影响依然保持显著为正，进一步支持假设1成立，即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形态转型。在模型（3）中，数字经济变量的系数为-0.541，说明其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朝向更为合理化的方向调整，据此假设2得以验证，即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此外，政府参与程度在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表现出积极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产生了抑制。这一发现暗示，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助于优化农村领域的资源配置和产业效率提升，然而过度行政干预则可能阻碍农村产业结构向更高形态的转型与发展。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1）括号内为 t 统计值；（2）*、**、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下同。

（三）区域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出台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文件，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中部则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并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单独划分为东北地区。结果如表3中列（1）至（4）所示。从跨区域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拟合系数为7.56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的拟合系数为-7.065，同样在5%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尽管系数为-1.617，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东北地区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与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驱动效果来看，东部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整体发展水平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数字经济的带动效应最为突出；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与东北地区则相对滞后。这一差异可能与地区间经济基础与数字化条件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迈进。相反，西部和东北地区受限于经济与基础设施条件，数字经济的转型效能尚未完全释放。然而，随着数字技术普惠性增强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进一步显现，这些地区有望依托“后发优势”，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表3 异质性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与表5所示。本文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

1.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替换为其一期滞后项与二期滞后项，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变量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明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时间稳定性与模型可靠性。

2.对全部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双向缩尾处理，以排除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干扰。再次回归后，数字经济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印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3.为排除直辖市作为特殊样本单位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在剔除直辖市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再次证实了前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普适性。综上所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合理化具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

为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生性假设，本文借鉴柏培文和张云的研究^[7]，以1984年各省邮局数量为基础，将其与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指数构成交互项，作为核心工具变量。将该工具变量纳入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结果汇报于表4、表5第（5）列。由结果可知，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表4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表5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4—202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如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发现：

1.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且该结果在经过多种稳健性处理与内生性检验后，仍然保持成立。数字经济不仅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还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政府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较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这一差异表明，在当前阶段，上述因素更倾向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间协调性，而对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攀升的直接助推作用相对有限。结果也提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注重因类施策，兼顾合理化与高级化目标的协同推进。

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从地域对比来看，东部地区的赋能效果最为突出，西部和东北地区则相对滞后。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更丰富的技术积累，从而为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提供了坚实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拉动作用。相比之下，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数字经济的潜力受到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制约。这些地区需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扩散与人才培养、完善配套政策体系等系统性措施，逐步激活数字经济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中的潜在动能。

（二）研究建议

1.实施差异化区域数字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针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显著区域异质性，有必要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以全面提升数字经济的整体效能与结构优化作用。在东部地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高端要素集聚水平，着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助力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充分发挥其引领与示范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则应优先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扩大高质量网络覆盖与数据存储处理能力，系统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服务深度，并通过财税优惠、人才引进与项目扶持等政策组合，积极引导数字技术在农业、能源、制造等传统产业中的渗透与应用。借助其要素成本与市场规模等方面潜在的后发优势，这些地区可逐步增强内生增长动力，有效弥合与东部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最终实现全域协同、高效融合的数字经济新格局。

2.强化数字要素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机制，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为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对人才结构提出的新要求，应系统加强数字技能教育并着力培育高层次、复合型数字人才。推动高校、企业与研究机构形成深度协同机制，构建“政—产—学—研”多方联动的数字产业融合型人才体系，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同时，应积极运用财政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减免等政策杠杆，激励企业扩大数字化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还应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要素协同效应驱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与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内生动力。

3.优化政府角色，激发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活力

在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应逐步由主导者向引导者与服务者转变，更多通过构建包容、创新、安全的数字生态，完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数据基础制度，以及建设开放共享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方式，有效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技术门槛。同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在数据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三位一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通过制度创新与市场活力双轮驱动，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合理化演进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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