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星群   董成瑶   石昕平   张一诺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9YJC790165）；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L17CJL005）；辽宁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ZX20160811）；大连理工大学人才引进项目（编号：DUT21RC(3)018）。

摘要：本文根据价值链相关理论，对跨境电商综试区如何提升地区国内价值链地位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15及2017年中国省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30省份42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国内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1）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国内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该结果稳健；（2）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与外资进入实现国内价值链提升；（3）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国内价值链提升的有效性具有地区异质性，北部地区效果明显大于南部地区，这一发现对进一步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具有参考价值。本文结论对于调整与制订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境电商综试区；国内价值链；双重差分法

一、引言

跨境电商作为贸易新业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逆势增长”，成为改善全球经济形势的增长点与推动全球贸易的驱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各产业逐渐突破国界限制，转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质的资源配置方案，形成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和全球经贸摩擦等国际局势的变化，我国不再一味追求外贸转型升级，而是将目光转移到国内市场，大力发展新发展格局。

近年来，随着产品分工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及地区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嵌入价值链上某一环节或特定工序，形成一个全球生产网络，GVC分工得以形成。GVC时代标志着国际贸易活动越来越关注于中间投入品，即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其在GVC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的本质相同，但与GVC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是在国家内部开展区域间分工，其中间品贸易只会在国内区域间流动，并不会出现跨境流动。对于NVC与GVC之间的互动关系，刘志彪和张少军[1]研究发现嵌入GVC影响了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发展NVC是达成区域间良性互动的可行路径。

中国凭借其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全球生产网络，但是也面临着价值链地位“固化”和“贫穷化增长”的风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服务升级，正以更快的速度提升其GVC位置，寻找价值链提升的路径与方法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想实现GVC升级，一个国家及地区应着力在更高附加值和更高层级环节形成比较优势。 GVC分工体系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在全球代工体系中突破“锁定”并实现本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需要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的NVC。

有学者研究表明，综试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出口额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战略性作用，例如张锡宝等^[2]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 Differences Method，DID）分析表明综合试验区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王小琴等^[3]也采用DID方法研究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对于中国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及进出口总额均有促进提升作用，并且对于进口总额的影响大于出口总额的影响。张华娟^[4]研究得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通过创新驱动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王利荣和芮莉莉^[5]通过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试区能够显著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并对跨境电商企业产生了贸易促进效应。唐红涛和成凯^[6]通过DID方法研究得出跨境电商综试区能够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的结论。马述忠和郭继文^[7]研究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能显著提升城市内各行业的跨境电商出口额、出口数量以及扩展边际，但对集约边际无明显影响，对出口价格有负向影响。

二、研究模型与数据

1.模型设定

综合考虑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的实施时间、样本的数量以及可获得的数据的质量，本文选取2015年与2016年前两批跨境电商综试区作为分析对象，以其设立为准实验，基于2012年、2015年与2017年3年的省份—行业—年度层面面板数据，采用DID方法，研究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NVC提升的影响。以设立综试区的省份为控制组，没有设立综试区的省份为对照组，设立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根据国务院于2015年、2016年批准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文件，确定了我国于2015年在杭州市设立了第一批综试区，于2016年在天津市等12个城市设立了第二批综试区。由于现有城市级别间接流出增加值与总产品流出值的缺失，只能选取省份级别数据对其进行替代，将对应的浙江省等共10个省份的 虚拟变量赋值1，其余赋值0。由于我国现有省份层面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仅为2012年、2015及2017年的统计结果，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实证分析的可行性本文选取2012年、2015年与2017年共3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区间。由于2015年第一批跨境电商综试区仅仅设立了杭州市一个城市，2016年设立了12个城市，并且考虑到政策的时滞与研究时间区间的不连续性，故本文将政策实施时间定为2016年，于是相应的将2012年、2015年 虚拟变量赋值为0，将2017年的赋值为1。

（3）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地区NVC地位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一系列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影响NVC地位的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ln_pergdp）,采用人均GDP的对数值测度；②政府规模（ln_gov），采用政府财政税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对数值测度；③贸易发展水平（ln_trade），采用地区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对数值测度；④贸易依存度（ln_tradeopen），采用地区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对数值测度；⑤资本投入水平（ln_capital），采用人均固定资产的对数值测度。

本文在测度NVC地位时采用中国30个省区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该表包含2012、2015及2017年的数据。鉴于此表的不连续性，结合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时间，最终选取由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编制的2012、2015及2017年的省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ivit、Xit进行核算，计算得出nvcpositionit。其他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

三、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DID模型检验跨境电商综试区对NVC提升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关键解释变量did项的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NVC提升起到了积极影响。虽然系数为正，但是明显可见数值偏小，其原因在于本文采用省份级别数据替代城市级别数据，而省份范围比城市范围大得多，所以其中有较多的影响因素如省份内地区发展不均、试点政策影响范围有限等。虽然如此，基准回归结果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试区这一对外贸易便利化政策的确提高了该地区NVC地位。

以列（4）的回归结果为基础对控制变量进行观察，发现ln_trade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扩大贸易出口量可以提升NVC地位，ln_capital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增加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也可以提升NVC地位，而ln_tradeopen项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对外贸易并不有利于我国NVC地位的提升，黎峰^[9]的研究表明外资进入对基于内生能力的NVC造成不利影响，本文的结果也可作为以上研究的补充，可以理解为我国一些有限的资源在GVC与NVC内是处于竞争关系的。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 分别表示p<0.01, p<0.05, p<0.1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地区NVC的升级，但其促进NVC地位提升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采用传统的“中介效应”研究思想，把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外资进入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计量验证。

1.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在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时，本文采用instruc（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级别，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占比越高，说明产业结构越高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2  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 分别表示p<0.01, p<0.05, p<0.1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列（2）did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促进了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列（3）did项与instruc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对NVC的提升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通过检验，验证了第1章提出的假说H1。

2.产业集聚效应

在检验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时，本文采用HHI（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该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赫芬达尔指数的数值越高，证明该地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产业集聚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 分别表示p<0.01, p<0.05, p<0.1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列（2）did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促进了该地区产业集聚，但是系数值较小，与综试区政策以城市为试点而非省份有关，抛开数据因素，真实的情况应较0.006更大一些；列（3）did项与HHI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对NVC的提升通过产业集聚产生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通过检验，验证了第1章的假说H2。

3.外资进入效应

在检验外资进入的中介效应时，本文采用ln_FDI（各省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值）来衡量该地区的外资进入水平，其数值越高，表明该地外资进入水平越高。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列（1）did政策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试区促进了NVC提升；列（2）did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吸引了该地区外资进入，且对外资进入的正向促进作用比对NVC提升的作用更大；列（3）did项与ln_FDI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对NVC的提升通过吸引FDI来该地区产生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外资进入的中介效应通过检验，验证了第1章提出的假说H3。

表4    外资进入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 分别表示p<0.01, p<0.05, p<0.1

4.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跨境电商综试区对NVC提升的正向影响作用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虚构处理组并对其进行随机抽样，即在30个省份中随机选取12个省份作为处理组，在2012、2015及2017年三个年份中随机选取一年作为政策实施年份，根据DID方法基本原理构成虚拟交互项与被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一起进行回归，重复1000次以增加结果的可靠性。结果展示如图1。

根据安慰剂检验结果可知，1000次随机抽样得到的回归系数呈正态分布且系数趋近于0，但p值显著大于0.1，说明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NVC提升不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基准回归部分所得到的结果具有可信度，跨境电商综试区对NVC提升的正向影响排除了其他随机因素的干扰，安慰剂检验通过，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图1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通过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与实证检验法，本文研究了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国内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有利于国内价值链提升。在基准回归中，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中政策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确实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内价值链提升。第二，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与外资进入这三条路径对国内价值链提升产生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此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在全国范围内“扩容”。随着七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我国基本形成了覆盖范围广、产业链条成熟的发展格局，但要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还需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扩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第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促进地区产业集聚，吸引外资进入进而加速构建完善我国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国内价值链提升的正向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张少军.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J].学术月,2008, 468(05):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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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小琴.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310(05):100-104.

[4]张华娟.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南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1.

[5]王利荣,芮莉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J].南部经济,2022,390(03):53-73.

[6]唐红涛,成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J].商学研究,2021,28(01):42-51.

[7]马述忠,郭继文.制度创新如何影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来自综试区设立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2,38(08):83-102.

[8]KOOPMAN R, POWERS W M, WANG Z, et al.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J]. Working Paper Se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0,56(05):145-161.

[9]郭娟娟,冼国明,徐邦栋.外资进入与国内价值链地位提升[J].金融研究,2022,503(05):20-37.

[10]黎峰.中国国内价值链是怎样形成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09):7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