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斌¹  王冕²

（1.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江西 九江 332020；2.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江西 九江 332020）

摘要：绿色企业在研发投入、环保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显著的资金压力，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激励绿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构建税收优惠影响融资约束的理论模型，探讨其作用机制，提出激励约束、信用评级、企业资本获取能力，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难题。选取2015-2023年间全部A股绿色企业为样本，构建融资约束影响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提升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需求，纳税信用评级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对融资约束起到了缓解作用。同时，资本获取能力越高，绿色企业融资约束压力越小。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税收优惠可通过多机制路径降低融资成本，增强绿色企业的融资能力。研究结论为政府精准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企业价值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绿色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约束；信用评级；资本获取能

  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绿色经济已成为保障高质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1]。绿色企业作为支撑绿色产业的主体，兼具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重目标，但在绿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往往面临生产周期长、收益率低、融资风险偏高等问题，使其在获取融资时相比传统企业面临更严峻的融资约束^[2]。在绿色金融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通过政策手段缓解绿色企业的融资压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3]。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节企业发展环境的关键工具，主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方式，助力企业融资行为的改进。其中，税收优惠政策干预程度较低、交易成本小，维持企业自主性更加，以成为全球广泛采用的机理方式^[4]。相比于财政补贴等直接干预型政策，税收优惠不仅更容易被企业接受，也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与激励效应，特别是在激发企业绿色投资意愿、提升技术研发投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当下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侧重于创新产出阶段，针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较少，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效应缓解效应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累计加除，对激励约束、信用评级、企业资本获取能力的讨论尚不充分。此外，绿色企业作为兼具外部性与高技术特征的特殊主体，其融资需求结构与风险属性均与传统企业不同。融资机构往往对绿色项目的未来回报缺乏稳定预期，叠加绿色标准尚未统一、绩效评估机制缺失，使绿色企业难以在传统信贷体系中获得与其发展潜力匹配的资金支持。因此，探索税收优惠是否可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改善企业信誉评价体系，从而间接增强其融资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尝试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就该政策对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进行详细讨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激励约束与信用评级

融资约束产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外部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资金提供者在面临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需额外投入资金搜集更多相关信息，已加强对企业的了解与监管，从而防范道德风险。而在绿色企业发展过程中，因其信息披露标准仍待完善、盈利周期较长，更易出现融资受限现象^[5]。税收优惠政策在缓解色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缓释信息不对称，增强融资可得性：

1.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由于契约具备先天不完备性，导致税务机关与企业之间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契约，对于纳税规范的绿的企业提供税务服务便利、财政支持倾斜等正常激励。若绿色企业期望享受优惠政策，必须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规范纳税行为。这种契约内生的激励作用促使企业提升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与融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增强绿色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的概率与力度。

2.纳税信用评级承担公共信息验证与信用信号传导的双重功能，由税务机关审核企业财务信息，外部投资则根据企业评级结果了解企业合规程度和偿债能力，纳税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外部资金提供者的信息搜集与监督成本。特别是对于绿色企业而言，高纳税信用评级的绿色企业不仅更易获得税收优惠资格，还会有效降低面临的融资歧视与资本可得性问题，从而间接缓解融资约束^[6]。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税收优惠政策引入“激励-约束”机制，提升绿色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融资约束。

假设H2：纳税信用评级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升绿色企业信用水平，间接缓解融资约束。

（二）企业资本获取能力

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结构、引导绿色转型的关键工具，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税负，缓释内部资金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7]。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税收优惠政策兼具资金支持效应和信号传递功能。一方面，税收优惠措施通过扣除加计研发费用、抵扣环保设备等，缓解绿色企业在环保、节能、技术升级等领域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伴随激励约束与信用评级，有助于提升企业透明度，增强投资者对绿色企业偿债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信息，间接提高融资成功率。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促进绿色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资本获取能力，从而缓解融资约束。

（三）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

在激励约束、信用评级与资本获取能力之外，税收优惠对绿色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还存在“风险补偿-期限结构-外部性内部化”三重补充机制。风险补偿效应体现在税收优惠降低实际税负后，企业可动用更多自有资金进行绿色保险、绿色债券增信，减少了金融机构对违约风险的担忧，从而降低风险溢价。期限结构效应表现为加速折旧和递延纳税为企业创造了“隐性无息负债”，相当于政府向企业提供了一笔期限长、成本低的准权益资金，优化了资本结构，使长期绿色投资更易获得匹配期限的贷款。外部性内部化效应指税收优惠将节能减排的社会收益部分转化为企业可量化的财务收益，通过“节能量×税额抵免”的机制，把环境正外部性折现为现金流，增强了企业偿债能力，实现“绿色溢价”向“财务收益”的转化。三重机制叠加，使税收优惠在缓解融资约束的同时，也放大了绿色技术的正向社会溢出，为政策力度与范围的精准调校提供了微观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税收优惠通过“风险补偿-期限结构-外部性内部化”三重机制显著降低绿色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进一步缓解其融资约束。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对绿色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对绿色企业的激励作用日益显著。本文选择2015-2023年间全部A股绿色企业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为保证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剔除金融类企业、剔除ST公司、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0368个企业年度观测值样本。

（二）变量定义与度量

1.变量说明

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将绿色企业融资约束程度(FC)作为被解释变量，KZ指数越大，说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8]。核心变量为税收优惠(TAX)=收到的税费返还/(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的各项税费)，衡量税收优惠。其中，收到的税费返涵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等多项税费的返还金额。中介变量设置如下：

(1)信息透明度(InfoTran)检验税收优惠是否通过“激励-约束”机制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将绿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S)=研发投入金额/营业收入作为替代指标，研发强度与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呈正相关关系^[9]。

(2)纳税信用评级(Credit)为第二个中介变量，检验企业纳税行为是否被纳入考核，从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10]。

(3)资本获取能力(CapGain)指的是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轻税负，释放现金的方式，提高企业资本积累。选用专利申请总量的对数(Crt)作为代理变量，间接反应绿色企业资本获取能力的提升^[11]。

控制变量方面，包含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成长能力(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hold)、两职合一(Dual)、企业年龄(Age)、无形资产比例(IA)、固定资产比例(FA)、董事会规模(Bsize)和独立董事比例(Indp)。

表1 变量定义

2.模型设计

为验证所提研究假说，构建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融资约束程度(FC)的均值为0.271，标准差1.192，说明样本企业整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现象，且差异较大。税收优惠(Tax)最大值为0.637，说明部分企业享有较高程度的税收激励。在控制变量中，相关变量的取值范围均在标准范围内。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税收优惠对融资约束的缓解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和列(2)旨在验证假设H1和H2。列(1)中，信息透明度(InfoTran)为0.068**，p<0.05，说明信息透明度提升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需求，验证假设H1成立，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列(2)中，纳税信用评级(Credit)对融资约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0.01)，同时税收优惠依然负向影响融资约束，Tax=-0.091*，验证假设H2成立，纳税信用评级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另外，企业规模(Size)和盈利能力(ROA)均显著缓解融资约束，而资产负债率(Lev)加剧融资约束，结果稳健。

表3 税收优惠对融资约束的缓解回归结果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三）中介效应检验

表4为税收优惠缓解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税收优惠(Tax)对企业资本获取能力(CapGain)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税收优惠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资本获取能力。将CapGain引入FC回归模型中，发现资本获取能力越强，融资约束越低。列(1)中，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从-0.308***下降至列(2)-0.076**，说明资本获取能力在税后优惠缓解融资约束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验证假设H3成立，税收优惠有助于提高企业资本获取能力，间接缓解融资约束。

表4 税收优惠缓解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四）稳健性检验

表5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基准模型（列1）显示，税收优惠水平对融资约束呈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0.083，p<0.01，说明税收优惠可缓解绿色企业融资难题。中介变量引入（列2-4）后，税收优惠系数略有下降，但依然显著，说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InfoTran）、增强纳税信用（Credit）、提高资本获取能力（CapGain）部分实现其作用路径，三者均对融资约束具有负向显著影响，表明中介机制存在。机制变量交互项模型（列5）进一步验证，税收优惠与风险补偿机制、期限结构机制、外部性内部化机制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强化了税收优惠通过多机制路径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的推论；说明税收政策不仅提供直接激励，也通过影响市场对企业风险、信用和长期价值评估，发挥多维度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假设H4成立。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N=10368）

注：*p<0.1，**p<0.05，***p<0.01。

五、结论

以2015-2023年A股绿色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即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纳税信用评级在税收优惠政策中缓解融资约束；税收优惠提高企业资本获取能力，从而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风险补偿-期限结构-外部性内部化”三重机制在政策效应中的稳定性检验，强化了税收优惠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的多维度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实现税收优惠政策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协同，共同支持绿色企业产业升级，强化“激励-约束”政策的协同，鼓励相关金融机构为绿色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服务，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同时，对这些金融服务产生的利息给予适当税收优惠，对信用评级高的绿色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2)相关部分应更加注重合理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和强度，对已经进行研发投入的绿色企业，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力度；对尚未进行研发投入的企业，扩大税收优惠范围，提高企业资本获取能力，避免企业陷入融资约束困境。

(3)优化绿色企业税收优惠制度设计，扩大对符合绿色发展导向企业的政策覆盖面，并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推动绿色企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纳税合规水平，以强化其市场信誉与资本吸引力。税收政策应联动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通过调整企业风险评估体系，引导资金流向低碳、环保、高技术领域，切实发挥政策在融资支持中的多重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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