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应的视角

任重　刘超英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选用2011—2021年1314家沪深A股公司进行检验，通过可以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的PSM-DID方法，分析外部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结论如下：首先，外部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中国民营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将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进一步的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其次，安慰剂检验结果证实了在加入企业层面的协变量时，政策效应依然对企业产生负向影响。最后，伪干预检验表明2014年美联储的政策干预为随机化的准自然实验，更进一步检验了PSM-DID实证的稳健性，并且证明了美联储的政策干预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外在主要影响。

关键词：PSM-DID；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竞争能力；准自然实验

随着中美在多领域竞争的加剧，一些西方国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逆全球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国际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产生剧烈动荡，中国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制裁、政策不确定性等挑战。市场竞争环境的恶化让企业不仅只关注国内竞争而且也要关注国际竞争，其中国际政策的稳定性对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现有关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首先，有学者从环境税[1-5]、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研究对企业竞争力的经济影响以及内在机制[6-8]，认为环境规制的提高以及社会责任的加强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和自我约束，对企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其次，也有研究者从产融结合的视角来深入研究实体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如盛安琪[9]通过倾向指数匹配采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和产业相结合确实能够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后，其他一些研究者从货币上涨的视角来分析对民营企业竞争能力的冲击影响[1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一般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泛指企业面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及所面临的不可预估的波动局面。现有研究主要着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成本、投资以及创新的角度，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减少企业对境外的投资和促进企业的创新。有学者通过分析指出，外部环境的改善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政策环境的优化会使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政策环境的不利状况会促进企业增加对研发的投入，刺激企业的创新[11-12]。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自身的经营和发展上，然而鲜有学者会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研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特别是研究外部政策环境变化对企业经济影响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基于政策效应的视角，通过可以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的PSM-DID方法，以2011—2021年1314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分析外部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和作用途径，并且针对性的提出了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概况和研究假设

（一）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概况

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发展迅速，“走出去”的规模和质量逐步提高，但是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长期受到融资环境的约束。从2011年到2018年，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和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大体相同，并且近年来两者间有紧缩趋势。在涉外经营方面，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限制了门槛，融资环境的不佳极大的制约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其次，研发投资不足。我国民营企业目前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平均水平仅为0.4%，而国际企业界的实践经验表明，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在5%以上时，企业的竞争力可以充分发挥；比重为2%时，仅能够基本维持；如果比重低于1%，那企业则难以生存。

（二）研究假设

阿罗一德布鲁范式中，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市场的价格参数，进而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企业机会成本的增加和预期收益的降低[13]，Bernanke（1983）[20]和GoelandRam（2001）[21]对此解释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使民营企业费用增加，而民营企业的费用包含技术开发费用等沉没成本，当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时该沉没成本产生的期望收益小于企业的等待价值；其二，当企业把资源都投入研发中时，企业的机会成本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变大，达不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这势必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此外，国内学者郭华（2016）[14]研究的结论也与上述一致，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会使企业的投资额减少。有限理性假设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解释为政策信息的不完全和计算能力的限制，这也是为何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会造成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只要企业的经济行为存在，企业的经营决策势必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20]。该理论已经把不确定性归结为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下最优化决策的成本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市场价格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确定性表现为信息搜寻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因此在特定信息成本约束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造成企业的非帕累托最优状况。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论点。论点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水平产生影响，具体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

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受到外围政策环境影响在于中国经济在市场化的同时导致其对外依存度变大，而这种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Baker等[16]利用文本提取法构建了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他的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企业研发投资和产出下降。此外，Handley等[17]通过分析，注意到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中小企业层面的信贷和进入权衡造成冲击。QinweiChi[18]基于风险的出发点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对信贷需求量造成了负面冲击，尤其是对股份制银行。研发投资途径属于企业的内部因素，而信贷途径属于企业的外部因素，企业竞争力的增减决定于这两个作用途径的博弈。当研发投资途径对企业竞争力的程度大于信贷途径对其产生的影响时，政策效应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为负，符合预期，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论点。

论点2：研发投资途径降低企业竞争力的程度大于信贷途径对其产生的影响，企业竞争力降低。

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2011—2021年同花顺ifind数据库，采用1314家沪深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竞争力指标，参考相关文献用总资产回报率来量化[19]。自变量为我国经济体制内外部新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从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网站（https：//www.policyuncertainty.com/）得到。由于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和通胀程度相异，因此在对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加权取平均值后，用购买力评价进行调整计算得到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均为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均值化的年化数据，此外还包括资产总计、资产负债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税费、企业年龄等均为公司各个方面的协变量。

三、基于政策效应的企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一）倾向指数匹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近似完全随机化实验，干预组832个，控制组482个，共10512个样本点。无论从简单统计还是平衡性检验来看，各协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回归和DID方法进行实证，需要考虑用倾向指数进行匹配样本。第二步展开倾向指数匹配平衡指数特征检验。使用logit建模估算倾向指数，将主要协变量均引入倾向指数模型，并利用倾向指数的平衡指数特征，检验倾向指数模型是否充分。如果不满足平衡指数特征，则需要重新调整倾向指数模型，设定平衡指数特征检验时的显著性水平为1%。由于本文篇幅有限，该处直接给出结果。结果显示，只有在公共区间[0.07974307，0.99960134]才能保证平衡指数特征检验在共同区间上进行，且最优分层数为2849，确保了平均倾向分数对于每个块中的处理和控件没有区别。结果最后平衡指数特征检验满足。接下来在满足共同区间的基础上实行1：1近邻匹配，设立卡尺，默认为0.05。结果显示，有28个样本点不满足共同区间要求，因此将这些样本点删除。

（二）PSM—DID

当前，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国际进出口贸易，也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产生影响。面对国内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很多企业通过改善自身内部的资源配置以及加大投资和创新改善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局面，提升了竞争能力。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对自身经济产生影响，也在国际上对金融体系造成了不小冲击。因此，基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在以上PSM的分析前提上，借助PSM-DID（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估算新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的冲击大小。从表1的模型1到模型3可以看出，不确定性的国内政策环境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将会产生抑制作用，且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DID项的系数均为负，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模型4中国内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验证了假设1。这里的解释为，当世界经济完全开放时，国际贸易不畅对于民营企业企业竞争能力会产生负面冲击，影响了国内企业对未来国际市场局势的预判，降低了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的优势。

表1　PSM-DID分析

注：括号内值为估计系数t或z统计量，中括号内为P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机制分析

表2　机制分析

注：括号内值为估计系数t或z统计量，中括号内为P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首先我们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否会有显著影响，如果DID项系数对企业竞争力的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存在；反之，如果显著性存在，则中介效应存在，然后我们将研发投入加入到模型当中进行PSM-DID建模。如果通过检验，则说明考虑技术开发费用的存在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减少民营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进而降低竞争能力。关于利息途径也遵循上述的分析方法，但是顾虑到贷款利息的调整同时也受到外部政策环境的冲击，因此在进行第二步的时候加入了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与利息水平的交互项，以验证其显著性水平。关于实证的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5和模型6是对中间变量研发投资和信贷进行回归，以验证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对我国企业的研发投资和央行信贷利息产生影响，结果显示DID的系数为负，解释了世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技术开发费用和利息都有着负面冲击，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7和模型8是将中间变量研发投资和信贷加入到PSM-DID模型当中验证政策干预对企业竞争力的显著性水平，得出结论研发投资DID项系数都为负，信贷DID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比较高，而国内政策不确定性和利息的交互项china_r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Handley[17]和QinweiChi[18]等人的结论一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利息途径的DID项系数带来的正向影响小于技术开发途径对企业竞争力带来的负向影响，总体影响为负向，证明了论点2，符合理论预期。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可以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的倾向指数匹配和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的方法，基于2011年至2021年1314家沪深A股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外部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结论如下：（1）外部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中国民营企业竞争能力的冲击将会产生显著地抑制作用，而且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进一步的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2）安慰剂检验结果证实了在加入企业层面的协变量时，政策效应依然对企业产生负向影响。（3）伪干预检验表明，2014年美联储的政策干预为随机化的准自然实验，更进一步检验了PSM-DID实证的稳健性，并且证明了美联储的政策干预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外在主要影响。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结合中国民营企业现有经济发展现状，从制度和技术创新等层面提出促进企业竞争力提高的政策建议：（1）制度层面。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有着广阔的市场规模，但是在法治程度以及营商环境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中国民营企业要坚持“走出去”战略，勇于面对国际竞争中的困难和挑战，努力打破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2）技术创新层面。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各国都在抢占着技术的制高点，以谋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有一席之地，对于企业更是如此，其中核心技术仍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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