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GSS2012年数据

刘丽娟 中南大学

基金项目：中南大学2017年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居住空间视域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7zzts015

摘要：居民的社区参与行动是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本文将社区参与分为主动型参与和动员型参与，并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影响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通过CGSS2012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面貌、性别、年龄、教育年限以及社区类型影响社区参与意愿，同时社会网络资本、社会信任资本和社会规范资本对于主动型社区参与和动员型参与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建立富于沟通内涵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区成员之间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培育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信任是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区参与 社区建设 logistic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成为我国宏观需求和微观需求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社区建设不仅成为承载国家与单位社会功能转化的场域，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阶段，而社区居民参与是社区有效治理的根本动力。但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逐渐脱离社区。滕尼斯最初描述的具有亲密关系、人际感情的社会共同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网络、规范、信任以及社会成员的沟通交往是社会资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因而本文将从社会资本角度讨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试图回答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社会资本能否促进居民社区参与？

帕特南（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社会信任、规范以及关系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整体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关注根据对社会资本的层次和测量方法的梳理，大多数学者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的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社会支持等。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将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公共政策联系起来。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

同时通过文献整理可以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Putnam（1999）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的地区，人们会自觉地遵守互惠规范并且热衷于参与社区活动，建立活跃的参与网络，并且居民之间建立了信任与合作。张红霞（2004）通过研究发现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助于其社区参与，即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越高，同时对于社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黎熙元与陈福平（2008）的研究则从反面论证了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积极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即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导致了居民社区参与度的减弱。社区建设、社会资本以及公民参与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共同本质，因此在“社区”这一地域范畴内，以社会资本理论为框架来分析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将两者统一与社区治理理论之下将更有助于理解这三者间的内涵关系。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假设

根据借鉴前人的研究和本文分析的需要，在此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资本、社会信任资本和社会规范资本三个维度。通过参考已有研究以及本文研究需要将社区参与分为两种类型：主动型参与和动员型参与。主动型参与指社区居民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社区的活动中，其范围较为宽泛，不仅包括政治领域，还包括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是一种“我要参与”的主动型模式。动员型参与在我国社区中表现的比较强烈和普遍，即在政治系统中通过社区动员将社区居民作为参与客体纳入参与的范围之内，主要发生在选举、投票等政治活动领域，是一种“要我参与”的动员型参与模式。

在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的回归分析中,本研究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社区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以社会资本的3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居民社区参与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并做如下假设：

H1：社区社会网络资本对居民参与产生正面影响。

H2：社区社会信任资本对居民参与产生正面影响。

H3：社区社会规范资本对居民参与产生正面影响。

H4：不同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三、数据、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的CGSS2012年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在社区参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研究的需要，仅选取访问地点属于居委会社区即城市居民进行研究。笔者运用stata13.0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二）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

1、社区参与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社区参与，根据分析的需要主要将社区参与类型分为主动型社区参与和动员型社区参与。

动员型社区参与通过提问“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来测量，变量化操作时将“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即表示未参与。主动型社区参与通过提问“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下面这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所列四个选项中参与其中任何一项均视为有参与，将“是”赋值1表示参与，“否”赋值为0表示未参与。

2、社会资本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是社会资本，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社会网络资本、社会信任资本和社会规范资本。

社会网络资本是产生社会资本的根源，是测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在本次研究中通过提问，“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将选项赋值成7-1分，分数越高则表示其交往程度越高。

社会信任资本。问卷中运用量表测量受访者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陌生人不同对象的的信任程度。以上问题的答案分为“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4个等级，分别赋值4至1分。这16个项目的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为0.845。将量表的各题项得分相加，分数越高则表示社会信任度越高。

社会规范资本。本文通过提问“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面这个说法：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您所在社区的居民能够联合起来一起应对危机？”对社会规范资本进行测量，可供选择的答案：1.非常同意2.同意3.比较同意4.说不上同意不同意5.比较不同意6.不同意7.非常不同意。根据选项将其赋值为7-1分，分数越高则表示拥有社会规范资本越多。

3、控制变量

出于分析和与前人进行比较的需要，将个人的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社区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结果

因为本文所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所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本文以居民主动型社区参与、动员型社区参与作为因变量，将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区类型、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作为自变量。统计结果主要包括系数、显著性水平、LogLikelihood值、伪回归系数等。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1 社会资本与居民社区参与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Exponentiated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政治面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社区类型等因素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1、政治面貌对主动型社区参与和动员型社区参与均有影响，是党员身份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高于团员、群众等非党员。首先党员受教育文化程度高，公民意识较强烈。其次党员身份是国家动员的重要方面，共产党员和党委组织在居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组织带头作用。从中也可体现国家因素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在社区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作用。

2、性别对城市居民主动型社区参与影响不显著，但在动员型参与活动上表现有所差异。即男性和女性在对于社区日常活动的参与意愿差异不明显，而在投票选举等政治参与活动中有所差异，男性对于选举性的参与意愿高于女性，男性的动员型参与意愿是女性的1.01倍。这一点和胡荣的研究一致。胡荣在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的研究显示在农村地区男性的政治参与远高于女性。

3、年龄对居民社区参与具有较复杂的影响。在模型中我们分别加入了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在表模型A1中年龄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年龄的平方为正值，表明年龄对主动型社区参与的影响呈U型，即40岁以下年龄组在维权抗争方面的参与度最高，40-60岁年龄组则降至最低，而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升。在模型B1中，年龄对动员型参与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年轻人在这方面的参与程度不高，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提升，至40-60岁年龄组升到最高值。由此可见人的生命周期与社区参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济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居民所拥有的参与能力以及资源也在不断改变。

4、教育年限对主动型社区参与以及动员型社区参与均有影响。从A1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主动关注自身所在社区的发展情况的意愿越强。高中学历的居民社区参与意愿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1.7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居民的参与意愿是初中学历的3.27倍。但是在B1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动员型社区参与意愿不断提升。高中学历的但是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以上后动员型参与意愿却在下降。因为可能当选举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主义，选民无法对候选人进行选择时，文化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可能采取不参与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一点与史天健对北京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调查研究一致，北京市民的投票参与率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加，但受教育年限达到18年以上的受访者参与程度却是最低的。

5、不同社区类型中的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有所不同。通过模型A1、B1数据显示，由近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和未经改造的老城区的社区参与意愿强于商品房小区的居民。社区类型体现的是结构性的因素，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性居民点，更多地保留了乡村社区的特征。居住在村改居、未经改造的老城区里的居民之间同质性较强，邻里交往比较密切，社区认同感较强，因而社区参与程度高。由于商品房社区大多是消费者自己购买的具有产权的财产，普通商品房小区里的人际关系较为淡漠，原先乡村邻里间存在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正在逐渐消亡。邻里互动和人际关系的不足使得邻里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组织网络，因而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较弱。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关系方面，商品房社区中的居委会过度行政化以及功利取向影响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接下来分析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即社会网络资本、社会信任资本和社会规范资本对不同社区参与的影响：

1、从总体上看，社会资本对于居民社区参与均具有影响。在未加入表示社会资本的各变量之前，模型A1、B1的loglikehood值分别为-1502.2、-1820.2，而在加入社会资本各变量后，A2、B2的loglikehood值分别为-1466.、-2594.1。模型显著性水平逐渐提高。

2、社会网络资本对于主动型社区参与和动员型社区参与均有显著性影响。社会网络交往频度越高的居民，社区参与意愿越强。就个体层次来说，广泛和多样的网络关系能有效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能力。胡康从资源的理论视角解释了社会网络与公民参与的关系，社会网络中通常蕴藏着各种各样普惠型公民参与所需的资源（如信息和知识），而公共话题讨论则是行动者获得这些资源的重要途径，资源的获得能够增加行动者普惠型公民参与的能力，进而提高他们的参与预期。同时社会网络的构建有利于居民之间的有效互动，形成共同的社区认同感。

3、普遍的社会信任资本对动员型社区参与有影响，而对主动型社区参与影响不显著。普遍的社会信任能够增强居民对政府以及居委会的信任，从而增强居民参与动员型的社区参与活动的意愿。这一点与潘柄涛的研究一致，潘柄涛对深圳村改居的研究中提到，对候选人的信任程度会直接影响选票的投向。社区建设依赖于作是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建立互惠合作的关系。

4、社会规范资本对于主动型社区参与和规范型社区参与均有影响。在社区内居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有利于促进社区建设。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共同体的居民之间本就是相互依赖互为一体的关系，共同协助维护社区安全促进居民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而社区应建立规范机制和协调制度，有效提升社区居民行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于居民社区参与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提升，但我们也可看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不同的居民社区参与类型有着不同的影响。在现实的社区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社会资本对居民参与的内在实现路径。

（一）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内在实现路径

社会网络资本蕴含着强大的互惠规范，它能为居民提供各种物质、情感等方面的支持。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网络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过程，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依赖感，有利于形成社区自组织。因兴趣或者利益相同的特色团体等非正式组织，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们包含了社区日常服务、信息交流、文化娱乐等。社区居民通过参与非正式组织满足自身不同需求，彼此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社会网络通过促进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推动社区建设。社会信任资本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在社区这一共同场域下，社会信任度将影响居民和居民之间、居民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广度和深度。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信任资本影响居民动员型参与。因而首先加强社区制度建设和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社区管理组织是协调社区居民、社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是居民参与的权威途径。社区管理机构应该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利益，取信于民。同时社区自组织应根据居民需要开展活动，提升服务，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的满意度和归属感。社会信任资本通过加强沟通和合作，将各种分散的资源合理整合，为社区建设创造动力。社会规范资本包括社区管理与社区居民日常交往互动过程中所遵守的由外在强加的和内在规范自动生成的规范。本文所主要探讨的社区内在规范，社区规范是社区居民约定俗成的内在行为准则，也即居民在社区日常互动中形成的的“公共精神”。内在美德、惯例等有利于社区以较低成本解决社区失范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社区日常生活中居民间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有利于社区秩序的发展，保障社区的安全和稳定。除了加强居民的道德规范，宏观层面上应完善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将社区规范内化为居民的日常行为准则。社会规范资本是社区安定有序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社区信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二）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推进居民社区参与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逐步深入，传统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情感归属等都逐渐脱离了社区这个场域。关系的脱离和资本的匮乏使得居民社区参与度降低。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参与、与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合作、对社区共享价值充满认同的社会资本是社区建设的核心追求。如何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成为社区建设的关键。

首先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离不开合理的制度供给，社区居民参与和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具有密切关系。建立一种有效机制，合理规定社区治理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社区自治机构即居委会或村委会承担政府代言人角色，具有权威性和行政性；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区居民则是社区建设的主体。通过制度形式规范各主体的职能和义务，使得各主体间相互合作、资源共享，推动社区建设。其次完善社区选举制度，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管理者的信任度，从而提升居民的社区参与度。

其次加快社区组织建设，大力发展社团组织、志愿组织等非正式组织。随着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单位制”的逐渐瓦解，政府组织的角色被重新定位。许多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社区管理职责逐渐转移到社会通过民间组织来实现。居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正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自组织通过建构以增进社区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关系网络，从而实现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和运用。信任关系是社区内部互惠规范和居民参与的核心，居民在社区活动中广泛培养社区内部信任，从而建立社区内、外的社会网络关系，整合社区自身社会资源，发挥社区的各种组织、服务与互惠作用。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5～176.

[3]张红霞.不同居住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差异性比较——对上海两个社区居民参与情况的调查[J].社会2004,(5).

[4]黎熙元，陈福平.公共福利制度与社会网的功能互补——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基础[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98-105.

[5]任义科，张彩，杜海峰.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与农民工社会融合[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1):83-91.

[6]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及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7]赵延东.测量西部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48-52．

[8]梁莹.困境中的社区“参与式民主”---基层政府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困境之思[J].学海，2009,(3):52-60.

[9]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J].社会学研究，2008,(8):5-13.

[10]房宁.政治参与蓝皮书-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3.

[12]许汉泽，徐明强.城市居民社区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67-68.

[13]胡康.文化价值观、社会网络与普惠型公民参与[J].社会学研究，2013,(6):120-142.

[14]潘柄涛.社会资本与居民社区参与——基于深圳3个村改居社区的实证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9,(6)：126-131.

[15]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J].社会，2005,(5):78-95.

[16]黄荣贵、桂勇.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基于多层次数据的分析[J].社会,2011,(6):1-21.

[17]涂晓芳、汪双凤.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8,(3)：17-21.

[18]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J].社会学研究,2009,(6): 87-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