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玥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篇文章为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全面“营改增”政策下企业税收风险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CZYR0122）的研究成果。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三年多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了走出去企业的行列，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走出去企业在寻找机遇的同时也承担着新的风险，其中因税制差异等原因产生的税收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本文就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税收风险产生的原因做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走出去；税收

一、税收风险相关文献回顾

亚当·斯密在税收效率原则中第一次提到了税收经济效率的管理成本问题。随后米勒对税收效率原则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税收管理规范化和科学化能够将税收调节功能和征管效率发挥得最大化。税收效率的提升，能最大程度的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19世纪末，国际经合组织利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经验试图降低税收风险，并将风险管理引入成员国的税收征管实践中。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于2004年第一次将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和内容明确化，并发布了《遵从风险管理》指引。后期，众多经济学家，如卡莫迪、尼伯格等人指出税收风险发生的主要微观层面原因有，税法解释、监管环境等。并基于税收五大类风险（交易转让风险、操作运行风险、财务会计风险、税收申报风险和企业声誉风险）提出建立以纳税人遵从为核心的提高税务机构运行效率为目的税收征管管理体系，纳税服务供应和税务征管层级机构。

税收风险管理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自2002年起，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税制运行、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因素，提出导致税收分散性指标过高，税收流失严重的重要原因在于纳税人遵从行为、税收政策、税收执法结果的不确定性。直到2014年，才将风险管理理念引入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中。并将税收风险类型确定为改革型风险，涉外型风险，税源监控型风险以及执法型风险。

综上所述，税收风险问题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为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税收风险防控提供了参考。

二、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涉税问题

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2017年“一带一路”发展程度和影响力都有飞速的提升。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数量达到了新高。走出去企业的经营形式多样，经营区域繁杂，主要有三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主要经营区域有：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泰国、越南等。其中，俄罗斯已经连续两年作为合作国家排名首位，西亚北非地区在2017年的排名也上升明显。发展的速度远快于政策的跟进，在整个战略进行中，走出去企业的税收风险管理问题一直存在，也是走出去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跨国投资面临的税收困境。

（一）税收规则不同，造成重复性征税

税收协定涉及国家多，税种多样化，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税种不一致。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国家对同一征税对象征收多种税或多次征税，双重课税问题突出。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家间税收管辖权发生冲突，对纳税人居民身份标准认定的差异等问题。此外， “分国不分项”抵免制度也是产生重复性征税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分国不分项”地面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境盈亏和境外盈亏不能相互弥补，导致企业的税收成本增加。

企业选择经营区域，经营范围是市场导向所致。政策的跟进一直处在企业行为的后面。造成走出去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因国家间税收规则不同而带来的重复性征税。

（二）税收协定内容滞后，造成税收风险增加

作为国家间税收合作的法律基础，税收协定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截止到2017年底，在于我国签订双边协定、安排和协议的10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年多来，“一带一路”沿线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2018年前两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26万亿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民因企业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增长26.3%，占我外贸总值的39.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个百分点。但企业在境外生产经营中常会遇到各种阻力。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蒙玉英称，企业在东道国容易受到税收歧视或不公平待遇，该享受的税收优惠没有享受到，发生涉税争议时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等。这对于民营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税收信息不对称，我国企业利益难维护

“一带一路”涉及的区域广泛，国家众多，因为文化或历史原因某些国家政局不稳。在长期的动荡中，政府部门没有得到规范化，存在着税收征管理水平低、信用缺失严重、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据调查，80%的走出去企业在境外很难及时全面地掌握投资国涉税政策，并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并修改企业经营策略。企业期望我国税务部门建立国际信息共享机制和跨境税源监管体系，帮助“走出去”企业在征税问题上维护利益，减少或避免走出去企业与投资国发生过税收争议、被罚等现象。

但是，这样的期望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同层级区域问的税务部门依据的法律和行政规章执法标准有较大差异。建立信息共享体系障碍重重，因此走出去企业的海外利益难以维护。

三、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税收风险防范措施

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税收风险宏观和微观两极层面的原因。就宏观上讲，风险主要来源于新型政治安全风险，经济风险和历史文化差异三个方面的作用。从微观上来讲，企业获取税收政策信息是否充分，在税收应对准备是否充分，纳税理念理解的偏差，与投资国税务部门沟通效率和效果等因素也会为走出去企业带来税收风险。

（一）制定新的国际税收规则

国际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由国家税务总局牵头，加强顶层设计，联合沿线国家建立防止税收流失和维护税收主权的监督协商机制，把企业利益诉求和国家利益诉求通过制度途径联系起来，做国际税收新规则使用的引领者。

将维护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合法利益，减少税收风险发生概率作为税收协议签署的第一目标。实现常态化与持续化，尽量避免投资国将风险转嫁给企业，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

以税收协议的签订作为切入点，统一标准，扩大影响，形成新的国际税收规则。在规则的制定中，加强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研究，有意向的探讨“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BEPS)”时代国际税收所呈现的新特征，并提前作出解决方案。

（二）实施亲和的税收政策

对内而言，完善我国税制内容，特别是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以适应“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要求。目前我国境外所得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国内税制和对外税收协定两个部分。

在目前我国“分国不分项”的基本方法上，授权税务主管部门根据当地走出去企业的要求使用综合限额抵免的方法。在综合限额抵免法下，允许纳税人汇总境外所得和境外已纳税收，按照不高于我国实际税负的原则予以抵免。这样的抵免法，可以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减轻纳税遵从成本并保证居民企业的税基不被侵蚀。

同时，重点建设税收饶让制度，重视税收饶让条款及其补充内容在税收协定中的份量和我国企业的利益，有条件的实行“单边税收饶让”措施。最后，加强财税的支持，根据“一带一路”发展要求和导向，建立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给予走出去企业以更加安稳的投资保障。

（三）探索“大数据”纳税服务途径

运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由我国税务部门牵头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旨在帮助走出去企业做好走出去的准备，适应投资国的税政环境。对于新开拓或者重点开拓区域，税务总局可以派遣税务专员对走出去企业进行税收政策的指导，帮助走出去企业与当地税务部门进行交涉，协助解决企业涉税纠纷等等。以我国税务部门数据为基础，建立同行业涉税帮扶，将分散的力量汇集起来，共同维护我国走出去企业的利益。

（四）加强企业评估意识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四年多来，企业自身准备不足也是走出去企业税收风险的成因之一。在以后的战略实施中，走出去企业应将“风险意识”放在首位。在准备阶段应加强调研评估，根据自身项目特点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信息沟通机制，把风险意识贯穿始终；深入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税制差异，并提前做好纳税筹划方案，提高税收遵从度；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和分析方法对企业的税收风险做出判断和评估，制定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的风险防范策略。

参考文献：

[1]杨志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税收风险应对机制[J].税务研究,2015（6）

[2]詹清荣.“一带一路”跨国投资经营战略的税务风险防控要点[J].国际税收,2015（6）

[3]胡磊，何柏林，巫黛春，周杰.“互联网+”时代下的税收风险管理[J].税务研究,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