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姝童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随着绿色转型战略的深入实施，企业如何在生态环保领域进行绿色投资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了2008年至2024年作为研究时间段，以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民营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人工整理和识别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华侨华人背景，探讨了侨商实控人身份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侨商实控人由于具备跨文化背景、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长期导向，对企业的绿色投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若华商移民国与祖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这种家乡情怀对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绿色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为如何更好地引导侨资参与国家绿色转型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侨商实控人；绿色投资；家乡认同；文化距离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部分企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把生态问题放在了次要位置，导致环境压力不断加大。气候变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已上升约1.1摄氏度，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物种减少的速度加快，世界自然基金会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69%，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益突出，森林覆盖率缩减、湿地干涸、海洋酸化等现象已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构成严峻威胁。随着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资本市场与消费市场的主体更加青睐那些具备环境责任意识的经营主体。有相关市场分析指出拥有环保认证或构建了绿色供应链的产品，往往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也更容易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因此像ESG投资、绿色债券、碳金融这样的新兴工具正蓬勃发展。这些创新工具不仅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资金支持，更通过市场化手段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引导资源向低碳领域集聚，形成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企业在发展战略中加入生态环境的考量，将环境责任从合规成本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创造金山银山。

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向了绿色转型的深入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也进入了新阶段，重点开始放在减碳上，同时推动减排和降碳的协同作用，带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绿色方向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只追求增长速度的发展方式正在被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所取代。绿色低碳不再只是约束发展的外部条件，而是成为了培育新经济动能、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核心要素。各级政府也出台了碳达峰的实施方案，完善了绿色标准体系，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设，整体上形成了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政策推进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走绿色低碳的发展之路，不只是为了缓解资源紧张、保障长远发展，更是优化产业结构、主动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变化的重要手段。随着环保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日益完善，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绿色转型不是负担而是机遇，开始通过加大绿色投资等途径构建新的竞争优势。这不仅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表现，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侨务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且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事业始终贯穿于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之中。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物资支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技术引进，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注入与人才回流，华侨华人在这一过程中深度嵌入了国家的发展脉络，与祖国形成了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紧密联结，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大批爱国华侨怀着赤子情怀返乡投资兴业，这股力量逐步汇聚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华商群体，他们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还引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国际化视野，助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华侨华人凭借其跨文化优势与广泛的商业网络成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项目落地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创新领域，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创业热潮涌动，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了强劲动能；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华侨华人更是天然的民间大使，助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党和国家也加大了对侨务工作的关注力度，治理的深度也在不断延伸，从单一的经济联络拓展为涵盖政治引领、文化交流、公共服务等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侨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这些现象都印证了华侨华人群体在国家发展格局中承担的重要角色与战略影响力。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华侨华人群体将会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侨务工作也将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续写新的篇章。

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在全面推进绿色转型的新发展阶段，侨商实控人能否凭借其融通中外的双重文化视野、先进的技术洞察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把更多的绿色投资做出来，既有研究多从正式制度和企业一般性特征角度解释企业绿色投资的动因，较少关注到企业家异质性背景的影响，本文把侨商实控人这一独特群体引入绿色投资研究框架，丰富了企业绿色投资驱动因素的内容。

（二）相关研究

绿色投资已成为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崔秀梅与付同青的研究表明，市场竞争中的收益预期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诉求，共同作用于绿色投资决策的形成过程，企业能够通过提升环境绩效来获取技术能力并在竞争中持续增强自身优势。李海波则论证了政府层面的财政激励措施与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调整，对绿色投资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侨资企业作为贯通中国与全球市场的重要桥梁，在推动经济扩张、维护就业稳定、驱动技术革新以及加速资本形成等多个维度上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功能。廖萌的研究显示，海外华商回国投资的动因体现在多个层面，既包含基于故土的情感依恋，也涉及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同时还纳入了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策略考量。李书娟指出，家乡认同已逐步演变为一种社会规范，个体对出生地形成较为稳定的情感依托，既期望通过实际行动回馈桑梓，也会受到道德声誉层面的约束，希望在乡土社会中维持良好的名望。本文研究了家乡认同对侨商实控人绿色投资决策的作用机制，以期深化对侨资力量参与中国发展进程的认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绿色投资作为一项兼具长期性、不确定性与社会效益的战略决策，它的形成过程在多数情况下会受到企业决策者认知偏好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企业的战略选择本质上反映的是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以及风险偏好。烙印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个体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关键环境要素，往往会在其认知系统当中留下较为持久的印记，而这些印记随后会被内化为判断与行为的重要依据。对于侨商实控人而言，他们在海外经历的学习和生活阶段，构成了这样一个能形成烙印的敏感时期，也就是在发达国家环保制度与绿色理念的长期熏陶之下，他们会形成绿色烙印，这种烙印又会影响到他们回国之后做出的投资决策。

绿色投资本身带有鲜明的长期导向特征，一是前期投入的规模会比较大，二是回报周期偏长，三是技术路径方面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同时它的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是比较持续稳定的。侨商实控人所特有的家国情怀，会让他们在绿色投资中更愿意去承担初期有的成本。相比之下部分本土企业家可能关注到的是短期盈利能力，对回收周期偏长的绿色项目易持有更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侨商实控人有融通中外的双重文化视野，长期的海外经历会让他们充分接触且理解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绿色技术、ESG治理体系和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对绿色投资正向的认知以及行动上的意愿。另一方面侨商实控人具有的家国情怀和长期主义导向，让他们带着回报桑梓、发展家乡的情感回到祖籍国投资兴业，而绿色投资作为能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与侨商实控人的家国情怀相符合。同时绿色投资的长周期、高投入特征，与侨商实控人的长期主义导向相匹配，他们会更愿意去追求长期的生态收益和经济收益。基于此，本文提出核心假设H1：

H1：相较于非侨商实控人，侨商实控人更显著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六大维度出发，衡量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文化距离越大，侨商实控人在海外所处的文化环境与祖籍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越显著，其在海外形成的环保理念、绿色发展认知，与本土传统经营观念之间产生的碰撞也更强烈。这种显著的文化差异会进一步强化侨商实控人的跨文化认知优势，使其更能清晰识别绿色投资的市场机会与社会价值。同时，当文化距离较大时，侨商实控人回国投资兴业往往面临着如何有效融入本土市场、获得社会认同的诉求。为了弥合文化隔阂、建立与本土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关系，他们倾向于通过绿色投资来传递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从而绿色投资不仅是侨商实控人践行环保理念的载体，也成为其跨越文化差异的战略选择。综上，华商移民国与祖籍国之间基于霍夫斯泰德六维度的文化距离，会正向调节侨商实控人对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文化距离越大，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

H2：华商移民国与祖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侨商实控人对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至2024年间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对华侨华人企业家的界定包含以下两种情形，其一是实际控制人持有外国国籍；其二是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但不包含临时居留权。鉴于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实控人背景信息比较有限，本文借助百度、360搜索等互联网检索引擎，通过手工检索与交叉比对，完成相关背景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及其他权威网站。数据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实际控制人为法人实体而非自然人的样本；（2）若个体间持股比例相差超过10%，则以持股比例较高者作为实际控制人，若持股比例相差不超过10%，则以在公司任职且职位最高者为准；（3）剔除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4）剔除ST*或ST的公司样本；（5）剔除观测年限不足三年的样本。经处理，共得17334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张琦等学者的方法，本文从财务报表附注中的在建工程明细表筛选出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本化支出项目，涵盖脱硫脱硝、污水处理、废气治理、除尘改造及节能降耗等，加总后得到企业资本化绿色投资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管理费用明细科目中所列示的绿化费用、环境影响评价费用等环保相关经常性支出进行汇总，以此作为费用化绿色投资额。将上述两部分加总，即可得到企业当年的总绿色投资规模。本文以绿色总投资和资本化绿色投资额与总绿色投资额的比值作为绿色投资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

本文旨在考察当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华侨华人时，其家乡认同如何对企业的绿色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哑变量HS，当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华商背景时，则赋值1，否则赋值0。

3.调节变量

本文的文化距离数据主要来源于Holfstede官网。Holfstede的文化维度框架将文化细分为六个维度，包括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等等，本文分别计算了这六个维度下华商移民国与祖籍国文化的差值，以此反映两国在文化特征上的偏离程度，通过对这六个维度的差异值进行加权平均，构建出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指标。

4.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了以下的控制变量。控制个人特征因素：实际控制人海外背景（Oversea）、实际控制人性别（Ucsgender）；控制企业层面因素：财务杠杆（Lev）、公司年龄（Age）、托宾Q值（Tobin）、盈利能力（Roa）、公司规模（Size）。主要变量的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设定

GI表示企业绿色投资水平，本文从两个维度衡量：一是绿色投资总额（TGI），用企业当年绿色总投资的绝对规模来衡量；二是用资本化绿色投资额与总绿色投资额的比值（CGI）来衡量。HS表示实际控制人的家乡认同，若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华商身份，则赋值为1，否则为0。CD表示文化维度差异，交乘项HS*CD用于检验文化距离对华商身份与绿色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知，TGI的均值为15，中位数为14.91，标准差为2.202，表明样本企业在绿色投资的规模上存在差异；CGI的均值为0.401，说明样本企业绿色投资中约有40.1%为资本化投资。解释变量HS的均值为0.107，表明有10.7%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华侨华人身份。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HS 在以 TGI 和 CGI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侨商实控人的家乡认同对企业绿色投资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侨商实控人的身份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总额，另一方面侨商实控人还能显著提高资本化绿色投资额在总绿色投资中的占比，说明侨商实控人更倾向于进行企业绿色投资，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交乘项 HS*CD 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对华商身份与企业绿色投资的正向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侨商实控人移民国与祖籍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华商身份对企业绿色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强，假设2得到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释：*、**、***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的t值。

五、结语

本文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宏观背景，将侨商实控人这一独特群体纳入到企业绿色投资的研究框架之中。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侨商实控人凭借融通中外的双重文化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和长期主义导向，对企业绿色投资能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侨商实控人在海外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环保意识、社会责任理念以及回馈桑梓的家乡情怀，使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回报周期较长但具备社会效益的绿色投资项目。若侨商实控人移民国与祖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也会越强，在较大文化差异的作用下，侨商实控人的跨文化认知优势会被进一步强化，使其能够更敏锐地识别绿色投资的战略价值。

政府在推进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或应充分重视侨商实控人所发挥的作用，将他们视为连接中外绿色理念与实践的一座重要桥梁。政府应加快完善面向侨资企业的绿色投资政策支持体系，在绿色金融、技术扶持、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例如，可设立侨资绿色产业发展基金，建立侨资企业绿色技术需求对接平台，优化侨资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降低其参与绿色经济活动的制度性成本。使华商企业对接国际绿色技术与资本的渠道能够更加通畅，从而有助于我国企业在绿色转型当中更好地融入全球绿色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的协同并进。

参考文献：

[1]毕茜,于连超.环境税、媒体监督和企业绿色投资[J].财会月刊,2016(20):66-70.

[2]曹裕,李青松,胡韩莉.不同政府补贴策略对供应链绿色决策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9,16(2):297-305+316.

[3]陈羽桃,冯建.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20(1):179-192.

[4]牛华伟,曹玲玲.碳价格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投资与信用风险——基于预期收益与违约成本的权衡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24(8):118-136.

[5]潘爱玲,刘昕,邱金龙等.媒体压力下的绿色并购能否促使重污染企业实现实质性转型[J].中国工业经济,2019(2):174-192.

[6]王康仕,孙旭然,王凤荣.绿色金融发展、债务期限结构与绿色企业投资[J].金融论坛,2019,24(7):9-19.

[7]武立东,周亚拿.声誉管理视角下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动机研究——来自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规避的证据[J].管理学刊,2021,34(4):64-77.

[8]辛宇.环境规制对绿色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媒体监督视角[J].会计之友,2019(14):91-96.

[9]徐玉芳.媒体关注与企业绿色投资：声誉管理还是业绩管理[J].财会通讯,2023(5):48-52.

[10]张云,吕纤,韩云.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监督效应与内在机理[J].管理世界,2024,40(4):197-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