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张帅 张文佳

（外交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本文选我国各省份面板数据，构造测度国内大循环与数字经济政策的指标，探究数字经济政策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政策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起到积极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政策；国内大循环；中介效应

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日渐萎靡低迷，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畅通国内大循环已成为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关键措施。近几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积极贯彻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先后出台实行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重大政策措施，着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循环作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构成，与国民经济建设息息相关。数字经济被视为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重要途径，通过技术创新、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刺激新需求的形成与发展等推进国内大循环。

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连续多年将数字经济列为其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部署，广东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指引1.0》，强调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情况，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营造“凝聚共识、竞相发展”的互利共赢数字经济发展局面。数字经济政策正成为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聚数字化转型共识、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国内大循环相关研究

我国基本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要素最完备、需求最多元的工业供应链体系，这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我国必须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推进国际循环顺畅运行，以此更好助力国内大循环的稳健畅通[1]。

张俊山[2]表示要想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释放更多的新需求，加强国内市场建设，通过政策引导等多种方式，优化调整消费结构，刺激内需；同时还要通过拓展与优化收入分配渠道，加强技术创新等多种手段，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活力[3]。江小涓指出扩大外循环是助推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前提条件，合理控制要素配比，避免因过度投入而阻碍国内经济建设[4]。余永定强调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有力路径，认为对外贸易并不单单是为了贸易顺差，而是为了盘活资源，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提供支持[5]。

2.数字经济政策对国内大循环的直接作用机制

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一定程度上会在政策颁布初期对人们的未来预期产生直接影响，为人们的下一步经济活动提供指导和参考，进而对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水平产生直接作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数字经济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为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政策严谨、官方的语言风格，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不仅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保障，也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与社会福祉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综合效应使得数字经济政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制

早期数字经济通常被称作为“互联网经济”。狭义层面的数字经济通常指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化产业；而广义层面的数字经济则指一种数字技术与社会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是国内大循环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基于需求端的视角而言，数字经济丰富与拓展了消费渠道，为广大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了点对点的交易平台，实现了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大刺激了需求。其次，数字经济加快了金融的普及普惠，使更多的群体享有金融服务。最后，数字经济还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形成与发展，使之能够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随时随地满足其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基于供给侧视角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传统产业改革的步伐，促使其向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中高端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大幅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筛选出高性价比的优质材料，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盈利。此外，数字经济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技术知识的流动和产业的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如此，数字经济为企业创建了便捷的交易平台和营销平台，使其能够借助庞大的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营销，扩大产品销量，打开国外市场，提高企业海外知名度。

4.数字经济政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间接作用机制

鉴于我国各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与水平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数字经济政策在实际效果及其传导机制上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实现政策效应的最大化，需要借助媒介来推动其落地实施。

数字经济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推行的数字经济政策，如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化转型等，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效应。

数字经济政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政策的引导将加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数字行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国内大循环中实体经济的壮大发展。制度环境是数字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素，也是创新驱动效应得以有效发挥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数字经济政策对我国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它既可以直接实现，也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一中介变量间接达成。

三、实证分析

2.变量说明

（1）国内大循环水平的测度

本文建构包括经济、公共服务、交通设施在内的一体化评价指标，力求客观理性地评价我国国内大循环畅通程度：

其一，经济层面。地区生产总值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能够相对真实展示居民的消费能力及其实际需求。这两个指标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也能够充分体现出生产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由此进一步评估需求侧的一体化程度。本文以人均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衡量与评价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变量。

其二，公共服务层面。在我国当前的政策要求下，公共服务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财政支出，这也使得公共服务发展同财政存在紧密联系。不同地区的财政支出力度不同，也造成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本文以各地区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作为衡量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的变量。

其三，交通设施层面。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交通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有力畅通了不同地区的贸易合作和交易往来，打破了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壁垒，极大助力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鉴于此，本文选取千人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作为衡量交通一体化的变量。

经济一体化程度作为国内大循环畅通程度的具体体现，加之供需关系是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因此本文分别对上述变量进行同等赋权，权值为0.25，并对其进行加权计算，由此获得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数值。

（2）数字经济政策水平的测度

本文所探讨分析的数字经济政策，既包括专门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还涉及到交通、环保、公共卫生等各个领域数字化转型、监管的政策。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以2013-2019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词频占比作为衡量与评价数字经济政策水平的依据。

（3）中介变量

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主要通过建构集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于一体的省级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以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作为测量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依据。

（4）控制变量

近几年来，党中央着重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绿色发展的步伐，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以避免盲目式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本文选择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并通过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指数、政府政策支持度的加总水平对其进行测量，以此探讨分析绿色发展与国内大循环畅通之间的关系。

（5）数据处理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回归分析

（1）基准回归

表2 数字经济政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协同作用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表2列（1）可知，政策的回归系数值为0.244，意味着数字经济政策会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说明数字经济政策的发布能够直接影响国内大循环，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从表2列（2）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政策,绿色化指数可以解释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的72.0%变化原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政策,绿色化指数中至少一项会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产生影响关系。

（2）传导机制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实行数字经济政策后可能不会直接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产生作用，而是通过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国内大循环水平，因此本文构建中介模型，研究数字经济政策与国内大循环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间接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是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作用产生的。

表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中介效用值及检验结果如图所示，总效应的置信区间[0.208，0.353]不包括0，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可以进一步检验其效应路径。

表4  数字经济政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由表4可知，涉及以下三个模型：

（3）异质性检验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因地理区位、经济建设需求等各因素的差异性，因此所施行的经济发展政策有所不同。由此将我国地区按照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区位划分，探讨不同地区所实施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对国内大循环影响是否一致，如果存在差异，则进一步探究造成地域差距的根本原因。

表5  分地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都产生显著影响，且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说明在西部大力发展数字产业能取得更明显效果，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有一定关系。根据《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23）》分析，西部地区基础差、发力晚、增长慢，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洼地，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其次，中东部地区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拥有相对深厚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这也使得其对国内大循环畅通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在分析数字经济政策作用中，数据结果显示不显著，在东部、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政策不会对大循环畅通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中介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政策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的影响是完全中介。这表明，数字经济政策在特定区域内不能直接影响国内大循环，需要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间接提高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发展相对成熟，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比较平衡，数字经济政策要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对国内大循环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为滞后，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数字经济具有跨地域性和共享性的特征，我国政府提出东数西算工程旨在加强西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其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3至2019年中国各省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数字经济政策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发挥着风向标的指引作用。

第二，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政策可以通过推进数字产业蓬勃发展赋能国内大循环。

第三，数字经济政策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数字经济红利尚未完全释放，数字经济尚未充分发展，需要配套政策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引。

（二）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结论，为了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政策的风向标作用，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提高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各省份在数字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而这是数字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所导致。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大力推广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多动能支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充分发挥政策指引作用。数字经济政策作为引导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手段，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优化数字生态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提高经济效率，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三、制定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各省份要严格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与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就目前现状而言，中西部地区既要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又要针对性地、有重点地全面布局数字产业，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率，推动数字产业的深化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数字技术领先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同时全面整合数字资源，加强数字经济示范区建设。

四、绿色可持续发展。从实际情况而言，绿色发展尚未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优势，但是也必须要清醒认识到，在如今资源日益枯竭、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环境下，发展绿色经济迫在眉睫，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总体而言，在推动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既需要全面推进数字经济的建设，也要密切关注绿色发展，尽可能弥补以往野蛮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还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创新生产模式，助推实体经济壮大发展，经济落后地区更应当把握机遇，以发展数字经济为抓手，改变经济面貌，推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裴长洪,刘洪愧. 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21(6): 5-22.

[2]张俊山.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市场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 2021 (7): 25-36+113.

[3]詹花秀.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动能提升——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1, 42(3): 78-84.

[4]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 2021, 37(1): 1-19.

[5]余永定.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超前和长期思考——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1, 12(4): 184-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