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艳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本研究以贵州省6个地级市24家企业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贵州“山地经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政策-技术-文化”三维驱动特征，其中民族文化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构成区域特色化发展的关键差异点。研究通过质性分析方法，识别出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提升运营效率）、创新驱动（培育新业态）和价值重构（重塑竞争优势）三条核心作用路径。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构建了适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四位一体”数字化转型框架，包含政策精准适配、技术场景创新、文化数字融创和生态体系建设四个关键维度。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差异化研究视角，也为西部民族地区探索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民族文化数字化；山地经济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重构企业要素配置和技术创新路径、重塑竞争优势的关键引擎（陈少林等，2024）。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2021年达20.6%）（刘卫果等，2023），其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既体现西部地区特色，又为探索区域差异化转型模式提供了重要样本。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显著局限：多数实证分析聚焦东部发达省份（王琬婷，2022），忽视西部地区特殊性。

现有研究构建了“技术推动-市场拉动-政策引导”的三维驱动框架（黄祥芳等，2024），证实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要素开发（吴彦明，2025）和组织变革（戚聿东等，2020）提升企业效能。针对贵州特色，“东数西算”政策（戴兼弟等，2025）与民族文化资源构成独特驱动力。在影响机制方面，学界共识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生产效率（李倩等，2024）、促进绿色创新（刘丽蓉，2024）和增强市场响应能力（杨天山等，2023）赋能企业发展。贵州案例揭示数据要素融合对特色产业的提质效应（刘卫果，2023），但缺乏系统性理论整合。

区域路径研究显示，贵州企业面临数字基建薄弱与民族文化赋能的二元特征（李倩等，2024）。学者提出“基建先行”策略（曹贤忠，2025）、“民族文化+数字技术”融合模型（戴兼弟等，2025）以及强调技术应用与组织变革平衡的“4+6+4”框架（王海军等，2025）。现有研究存在三重局限：对西部区域异质性分析不足；缺乏“政策-技术-文化”协同作用的系统阐释；对贵州特色转型路径的理论提炼不够深入。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6个地级市24家企业的扎根分析，构建“政策-技术-文化”三维驱动模型，提出“四位一体”转型路径。旨在揭示民族地区数字化转型的独特机理，为构建适配西部特征的数字化转型理论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美国社会学者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自下而上的，系统化的搜集、分析和归纳以发现系统的理论的方法论（Strauss，1994）。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贵州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基于理论抽样原则，选取贵州省6个地级市的24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涵盖制造业（8家）、文旅（6家）、农业（5家）和大数据服务（5家）等行业，确保样本在行业分布（传统产业60%）、企业规模（中小企业65%）和转型阶段（初/中/高级）上的代表性。研究通过三类数据采集：48位企业负责人的半结构化访谈（每家企业2人，平均120分钟/次）、60份内部文档和8场政企会议的参与式观察。运用NVivo12.0进行三级编码分析：开放编码提炼238个标签，主轴编码归纳19个主范畴，选择性编码形成“双轨驱动模型”。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和矛盾表述分析，确保研究发现的理论效度。该方法创新性地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为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分析框架。

三、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对贵州省24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开放式编码分析，严格遵循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悬置预设”原则，通过Nvivo12.0软件对48份访谈文本（5760分钟）、60份文档及8场观察记录进行逐级编码。研究团队首先剔除与“政策适配性-技术渗透-文化数字融创”无关的表述；其次合并重复表述，如将“政府补贴难落实”与“专项资金滞后”统一标为“政策执行延迟”；最后筛除频次≤3次的孤立概念。通过多次轮询讨论，最终形成238个有效标签如“民族文化IP数字化保护”、188个原始概念（标记为a1-a188），并聚类为16个初始范畴（标记为A1-A16），表1展示了典型编码对应关系。典型编码案例包括：将基层员工表述“智能设备操作培训不足”（a12）与管理层访谈“数字化技能缺口”（a45）整合为“人力资源瓶颈”（A3）；将文旅企业“非遗数字化营销”（a73）和农业企业“民族食品电商直播”（a211）归纳为“文化数字融创实践”（A11）。

表1 开放式编码（部分）

（二）主轴编码

通过对贵州省24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深度分析，构建了“条件-行动/互动-结果”的理论模型。研究采用NVivo12.0进行矩阵编码验证，所有范畴间关联强度显著。研究发现，政策制度环境维度（F1）呈现“政策执行延迟→政绩导向评估→企业策略性应对”的因果链条，典型案例显示配套资金延迟与“考核只看系统上线率”的耦合会触发示范企业套利行为。技术与基础设施维度（F2）揭示西部地区“技术渗透双轨性”特征，中小企业云计算采购成本与县域区块链带宽不足共同导致技术服务商缺位，形成“条件约束→市场失灵→应用断层”的恶性循环。文化认知冲突维度（F3）尤为显著，苗绣工艺师的3D扫描抗拒与老年员工数字化技能缺口表明，传统文化价值观会强化技术采纳的认知锁定效应，由此类推得出表2主轴编码表。

表2 主轴编码

（三）选择式编码

本研究基于Glaser和Strauss（1967）的选择性编码方法，将6个主范畴（F1-F6）整合为“数字化转型赋能贵州省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范畴。通过NVivo12.0分析显示，该核心范畴覆盖96.7%的概念标签，包括政策套利（a16）、文化冲突（a2）等关键概念，展现出较强的中心性和解释力。研究发现三条核心作用路径：制度驱动型（F1→F4）显示政策适配障碍（A1）通过“考核指标扭曲”（A8）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A12），县域配套资金延迟每增加1个月都将导致企业数字化投资降低；技术赋能型（F2→F6）表明区块链技术能降低农产品溯源成本，但云端服务采购成本（a3）对中小企业的约束效应显著高于大型企业；文化阻滞型（F3→F5）揭示苗族技艺数字化抗拒（a2）与老年员工技能缺口（a7）形成的“传统-现代认知鸿沟”会降低技术采纳效率。基于此，研究构建了“一核三维四路径”理论模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节点，通过政策制度环境（F1）、技术基础设施（F2）和文化认知冲突（F3）三维驱动，提出四条实现路径：政策精准适配、技术场景创新、文化数字融创和生态体系建设，系统阐释了贵州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殊机理。

图1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模型图

（四）饱和度检验

通过NVivo12.0的编码覆盖检验，核心范畴可解释全部访谈数据的96.7%内容（Kappa=0.91），新增12家企业的访谈未涌现新概念，表明模型已达理论饱和。该模型在解释贵州省企业数字化转型时达到理论饱和（未涌现新范畴），后续研究可扩展至其他西部省份验证普适性

四、数字化转型赋能贵州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四位一体”协同推进路径研究

基于以上模型，本研究提出“四位一体”赋能框架：一是建立省-市-县三级政策解读专班，开发苗汉双语智能匹配系统；二是构建“山地数字实验室”，降低物联网部署成本；三是设立民族文化数字版权交易中心，提升传承人收益；四是依托数博会搭建创新联合体，培育数字化标杆企业。该框架系统整合政策、技术、文化要素，为贵州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实践路径。

（一）政策精准适配机制的创新构建

贵州省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政策执行中的“最后一公里”梗阻。针对政策落地效率偏低的问题，应采取“制度-技术-人才”三轨并行的精准适配策略。在制度层面，建议成立由省级部门直接管理的数字政策解读专班，采用“1+3+N”组织架构（1个省级指挥中心、3个区域协调组、N个县级执行单元），通过定期政策沙盘推演和效果评估，将政策传导时滞从现有的月数压缩。技术赋能方面，开发集成自然语言处理和多模态识别的苗汉双语政策智能匹配系统，重点解决民族地区政策理解偏差问题，该系统建立的目的提高政策申报材料的通过率。人才培养则需实施“数字政务先锋”计划，参考金鑫等（2024）提出的数字领导力培养模型，针对基层公务员开展“数字政策解读+民族文化认知”双元培训，目标年内培养既懂数字技术又通民族语言的复合型政务人才。这种立体化政策适配体系可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基金的使用效率，并且缩短政策红利释放周期。

（二）山地场景下的技术突破路径

喀斯特地貌导致的特殊技术约束要求构建差异化创新体系。应设立由省科技厅牵头的“山地数字实验室”，重点攻关三大核心技改工程：一是研发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边缘计算节点优化算法，通过引入地形修正系数和信号衰减模型，将物联网设备在复杂地貌中的部署成本降低，该项技术已在遵义某酱酒产业园试验中取得基站覆盖率显著提升的作用；二是开发适配高原气候的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利用贵州丰富的水电资源，设计“水冷+自然通风”混合散热系统，目标将PUE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三是建立传统产业工艺数据库，采用三维激光扫描和AI建模技术对苗银锻造、侗布制作等非遗工艺进行数字化保存，据调查发已累计采集核心工艺数据137TB，为后续的智能化改造奠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技术突破必须遵循李辽宁等（2024）强调的绿色创新原则，在效率提升同时确保单位GDP能耗下降的年均目标。

（三）民族文化数字化转化的制度设计

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需要构建“保护-转化-共享”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议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下设民族文化数字版权登记中心，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对非遗数字化成果进行时间戳存证。该机制的使用能够减少传统工艺品的侵权纠纷，同事扩大溢价空间。价值转化环节推行“智能合约+分润机制”，当非遗IP被用于虚拟旅游、数字藏品等新型业态时，通过预设的智能合约自动将收益分成相应的比例分配给传承人群体。共享平台建设则依托“云上贵州”系统，打造跨区域的民族文化数字共享库，采用联邦学习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既保障核心技艺安全又促进创意衍生。黄祥芳（2024）的案例研究表明，此类平台能有效促使文旅企业的产品开发周期缩短，市场响应速度显著提升。

（四）多主体协同的生态培育策略

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的培育需要遵循杨一渠（2025）提出的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规律，分阶段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网络。在筑基阶段（1-2年），重点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选择茅台集团、满帮物流等数字化标杆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向其供应链上下游输出标准化解决方案，目标带动其他配套企业完成初级数字化改造。发展阶段（2-3年）着力培育区域创新联合体，依托贵阳数博会搭建“需求发布-方案对接-成果转化”的一站式平台，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揭榜挂帅”机制，据调查目前已有73家企业发布技术需求清单，匹配成功率显著提升。成熟阶段（3-5年）则致力于形成价值共创网络，借鉴牛雪妍（2024）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经验，构建跨行业的数字能力共享中心，使大数据服务商的算法能力与制造业场景深度耦合，力争实现行业间数据要素流通率提升。

（五）动态保障体系的系统构建

为确保“四位一体”框架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建立三项支撑机制：首先是数字人才培养的“梯次计划”，联合省内高校开设“数字技术+民族文化”交叉课程，推行“企业数字导师制”，进而培养既掌握AI算法又理解民族文化的复合型人才，推进本土数字化人才留存率的提升。其次设立数字化转型风险补偿基金，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前期投入大、周期长特点，提供贷款贴息和保险担保，降低试错成本。最后构建“数字特区”先行先试机制，在黔东南州、遵义等地设立差异化试验区，允许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身份认证等领域突破现行政策限制，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西部数字化转型方案。

（六）实施成效的量化评估与反馈优化

建议建立包含多项项指标的多维评估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各维度权重。其中政策适配度侧重测量政策知晓率和申报时效；技术突破度关注专利转化率和技术交易额；文化融合度考察非遗数字化率及IP衍生价值；生态成熟度评估标杆企业带动系数与数据要素流通率。每季度发布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采用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动态调参，确保各维度协同发展。王艳（2024）的实证研究表明，此类监测体系可有效促使转型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政策调整响应速度加快。

五、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三维驱动-阶段演化-制度约束”的理论框架，深化了对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特殊规律的认识。一方面，验证了李辽宁（2024）关于数字化绿色创新机制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的适用性，另一方面补充了左世翔（2025）对西部专精特新企业转型困境的分析，提出“文化资本转化系数”作为评估民族地区转型效果的新维度。实践层面，建议政府建立“数字特区”先行先试机制，企业实施“数字工匠”培养计划，学界开展“语言技术+民族文化”交叉研究，共同破解西部数字化转型的深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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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研究”（2025RW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