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白招商引资模式对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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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经济与乘数理论的实证分析 陆金坚 (中国共产党博白县委员会党校,广西 玉林 537600) 摘要:在区域经济竞争加剧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通过“玉商回归”工程创新实践,探索出以乡情为纽带、产业为核心、服务为支撑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本文基于增长极理论、乘数效应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政策驱动—要素回流—效应传导”分析框架,通过对127家回归企业的跟踪调研及玉林市2020—2024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博白模式通过投资拉动、就业创造、技术溢出和税收反哺等路径,对玉林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研究发现,博白县回归企业投资每增加1亿元,可带动玉林市GDP增长1.2亿元,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串、辐射一片”的滚雪球效应,为中西部地区激活乡贤经济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玉商回归;博白模式;乘数效应;县域经济 一、引言 1.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 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战略下,外出企业家返乡投资成为激活地方经济的重要路径。据《中国乡贤发展报告(2024)》显示,全国县域返乡投资规模年均增长23%,其中中西部地区占比达65%。广西玉林市作为民营经济活跃区域,拥有160万余名在外经商的“玉商”,其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回流对破解欠发达地区要素短缺难题具有关键意义。博白县作为玉林人口大县(户籍人口190万)和农业大县,2023年率先启动“玉商回归”工程,通过情感引流、产业聚流、服务助流,吸引回归项目156个,总投资180亿元,2024年全县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8%,增速居玉林市第一,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样本。 2.研究问题与分析目标 本文聚焦以下核心问题:(1)博白县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构建“玉商回归”生态系统?(2)玉商回归对玉林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乘数效应如何量化?(3)博白模式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哪些可推广的经验? 研究目标在于揭示“返乡投资—区域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欠发达地区通过乡贤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3.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方法 采用混合研究法,理论分析结合实证检验: 案例分析法:深度剖析广西格林智能电器、桂牛水牛乳业等15家典型回归企业; 计量模型:构建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投资乘数,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评估回归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社会网络分析:通过玉商联络站、商会等组织架构图,揭示社会资本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2)数据 博白县政府提供的《玉商回归项目库(2023—2024)》; 玉林市统计局《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企业访谈记录(2025年1—3月实地调研)。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返乡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 国外研究聚焦于“移民企业家返乡”的经济影响,如Williams(2018)发现越南侨商返乡投资使当地就业增长率提升12%,产业链完整性增强;Portes(2019)提出“跨国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乡情网络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国内研究以“浙商回归”“潮商返乡”为典型,陆立军(2021)指出浙江通过“政策礼包+产业链招商”吸引浙商回归,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李新春(2022)发现粤商返乡投资对珠三角县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县域如何通过返乡经济突破“要素瓶颈”的研究不足。 (2)乘数效应理论的拓展应用 凯恩斯投资乘数(1936)揭示初始投资通过消费连锁反应对经济总量的放大作用,Rasmussen(1956)进一步提出产业链乘数,强调产业关联度对乘数大小的影响。国内学者将其应用于区域经济分析,如刘修岩(2020)测算出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乘数达2.5,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博白县的实践为乘数理论提供了新场景——通过返乡投资激活本地要素,形成“外部资本—本地劳动力—产业链”的闭环传导。 2.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构建“三维驱动—四链传导”理论框架: 三维驱动:政策驱动(制度供给)、情感驱动(社会资本)、产业驱动(生态构建); 四链传导:投资链(直接投资→关联产业需求)、就业链(岗位创造→收入提升→消费增长)、技术链(技术引进→本地创新→产业升级)、财税链(税收增长→公共服务→环境优化)。 三、博白模式的核心特征:从“要素回流”到“生态构建” 1.情感驱动:以文化认同构建投资信任网络 (1)客家文化赋能的身份重构 博白县作为世界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之一,依托“客家首府”文化标识,打造“玉商故里”品牌:每年举办“客家文化节暨玉商大会”,设置“返乡创业先锋”颁奖环节,强化玉商“根在博白”的归属感;编纂《博白玉商列传》,收录100位杰出玉商事迹,通过短视频、纪录片在抖音、微信等平台传播,累计播放量超500万次。 (2)社会网络的精准触达 建立“三级联络机制”: 县级统筹:县委书记挂帅玉商回归领导小组,2024年带队赴东莞、佛山等地开展“玉商故乡行”活动,签约项目30个(总投资83.45亿元)。乡镇深耕:东平镇建立“乡贤数据库”,通过“夜访乡贤”模式,2024年引进中裕建材市场项目(投资3000万元,带动就业20人)、展新钢瓶检测项目(投资2000万元)。村级联动:博白镇新仲村利用6.6亩集体闲置地建设小微产业园,吸引天星服饰等4家企业入驻,年产值4400万元,带动420人就业。 (3)政策设计中的情感联结 出台《博白县玉商回归十条措施》,包含:“亲情化”服务:为回归企业家提供子女入学优先、医疗绿色通道等“市民待遇”;“荣誉性”激励:邀请优秀回归企业家担任县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2024年3人当选市人大代表。 2.产业驱动:构建“链式回归”的生态体系 (1)传统产业的“强链补链” 针对博白县编织、陶瓷等传统产业“小而散”的问题,引导玉商回归实施“三化”改造:智能化:东莞玉商陈强投资8亿元建设正威智能编织产业园,引入AI质检系统,次品率从8%降至1.5%,带动12家本地作坊升级为规上企业;品牌化:深圳玉商李娟回归创立“博白客家织绣”品牌,通过电商直播年销售额突破2亿元,带动5000名农村妇女居家就业;集群化:打造“博白编织产业集群”,回归企业达47家,形成“原材料供应—产品设计—跨境电商”全链条,2024年出口额达15亿元,占全县外贸总额的40%。 (2)新兴产业的“无中生有” 瞄准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通过“玉商+园区”模式培育新动能:浙江玉商王海波投资12亿元建设格林新能源产业园,生产锂电池负极材料,填补玉林新能源产业链空白,预计2025年产值达30亿元;佛山玉商黄志勇回归创办博白电子信息产业园,引入15家手机配件企业,形成“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物流配送”产业集群,2024年实现产值20亿元,带动就业8000人。 (3)农业产业的“接二连三” 发挥博白“中国桂圆之乡”“瘦肉型猪生产基地”优势,引导玉商投资农业全产业链:广西桂牛水牛乳业(玉商回归企业)投资5亿元建设奶水牛养殖基地和乳制品加工厂,开发水牛奶、牛初乳等高端产品,带动1.2万农户加入养殖合作社,户均年增收2.3万元;广州玉商刘军打造“博白优品”电商平台,整合本地桂圆、空心菜等特色农产品,2024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推动农产品附加值提升50%。 3.服务驱动:打造“妈妈式”营商环境标杆 (1)政务服务的效率革命 设立“玉商回归专窗”,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45天;创新“拿地即开工”模式,2024年为32个回归项目提供“标准地+承诺制”服务,土地出让后15天内完成施工许可。 (2)要素保障的精准供给 金融支持:设立10亿元玉商回归专项基金,提供最高3000万元低息贷款(年利率3.25%),2023年以来累计放款25亿元;引入“桂惠贷”政策,为回归企业贴息1.2亿元;人才支撑:与广西大学、玉林师范学院共建“玉商产业学院”,开设智能制造、电商运营等专业,定向培养人才5000名;建立“玉商专家库”,吸引200名玉林籍博士、高级工程师返乡兼职;土地保障:整合低效工业用地5000亩,建设“玉商回归产业园”,优先保障回归项目用地,土地出让金可分5年缴纳。 (3)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 建立“政企双月恳谈会”制度,县委书记、县长定期听取回归企业诉求,2024年协调解决用工短缺、环保审批等问题187件;推行“企业宁静日”制度,除安全生产、环保督查外,严禁部门随意入企检查,为企业创造稳定经营环境。 四、博白模式对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测算 1.投资乘数:从“单点突破”到“网络效应” (1)直接投资拉动效应 2023—2024年,博白县回归项目累计投资180亿元,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52%,拉动全县GDP增长4.8个百分点(图2)。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达6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县域平均水平(42%),推动博白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2年的28%提升至2024年的36%。 (2)产业链关联效应 基于玉林市2023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博白县回归企业的产业链乘数为1.82,即每1亿元投资可带动上下游产业新增1.82亿元产值。前向关联: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回归项目带动玉林市锂电池、芯片封装等上游产业投资35亿元;后向关联:纺织服装、智能家居等产业回归拉动本地化纤、五金配件等下游产业产值增长22亿元。 (3)示范引致效应 回归企业的成功案例吸引非玉商投资跟进,2024年博白县外来投资中,37%来自“以商引商”,如格林新能源产业园引入5家配套企业,其中2家为非玉商企业,形成“回归一个、引进一串”的滚雪球效应。 2.就业乘数:从“岗位创造”到“人力资本升级” (1)就业规模扩张 回归企业直接吸纳就业5.2万人,占全县城镇就业的31%,其中吸纳农村劳动力4.1万人,占比79%,有效缓解了县域“空心化”问题。据测算,每100万元投资创造就业岗位6.8个,高于玉林市平均水平(5.2个)。 (2)收入与消费提升 回归企业平均工资达4500元/月,较本地企业高25%,带动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2年的2.8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5万元,增速高于玉林市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升级显著,2024年博白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其中家电、汽车等耐用品消费增长35%。 (3)人力资本积累 回归企业引入先进管理体系,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其中23%的员工晋升为技术骨干或管理人员。更有300余名员工从回归企业离职后自主创业,创办小微企业217家,形成“就业—创业—产业”的良性循环。 3.创新乘数:从“技术输入”到“创新生态” (1)技术溢出效应 回归企业累计引进新技术126项,申请专利213项(其中发明专利45项),推动博白县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从1.1%提升至2.3%,高于广西县域平均水平(1.5%)。例如,正威智能编织产业园研发的“AI编织图案设计系统”,使产品设计周期从7天缩短至1天,相关技术已向30家本地企业开放授权。 (2)创新平台建设 博白县依托回归企业建成:2个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桂牛乳业、格林电器);1个国家级众创空间(玉商科创工场),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32家;5个“产学研”合作基地,与高校联合开展课题研究28项。 (3)人才回流效应 回归企业吸引267名玉林籍高层次人才返乡,其中博士45人、高级工程师89人,占全县高层次人才的62%。这些人才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推动了“敢为人先”的创新文化在本地扎根,2024年博白县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3.2件,较2022年增长113%。 4.财税乘数:从“企业贡献”到“公共服务升级” (1)税收增长与财政实力提升 2024年博白县回归企业纳税15.6亿元,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1%,较2022年增长92%。其中,新兴产业税收增长最快(新能源产业纳税3.2亿元,增长210%),推动财政收入结构从“农业主税”向“工业强税”转型。 (2)公共服务反哺效应 新增税收中,40%用于民生支出:教育领域:新建义务教育学校8所、幼儿园5所,新增学位1.2万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数提升至0.85(接近全国优质均衡标准);医疗领域:县人民医院新院区投入使用,引入3.0T磁共振等高端设备,县域内就诊率从75%提升至88%;基础设施:投资30亿元建设园区道路、污水处理厂、5G基站,园区绿化率达35%,营商环境满意度从72%提升至91%。 (3)循环增强效应 财政实力提升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形成“企业纳税—政府投入—环境改善—更多投资”的正向循环。2024年,博白县新签约项目中,60%的企业明确表示“公共服务完善”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五、挑战与对策:博白模式的优化路径 1.现实挑战 (1)政策协同不足导致资源错配 玉林市各县(区)存在“招商内卷”,博白县与北流市曾因争夺某电子信息项目出现土地指标冲突,导致项目落地延期6个月。同时,市级层面缺乏统一的玉商回归信息平台,部分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存在执行标准不统一问题。 (2)要素瓶颈制约产业升级 劳动力结构失衡:回归企业中高端技术岗位缺口达3000个,熟练技工月薪已达8000元仍“一工难求”;融资渠道单一:中小企业依赖银行贷款(占比75%),直接融资(债券、股权)占比不足20%,融资成本较东部地区高1.5个百分点;创新生态脆弱:回归企业技术对外依存度达60%,关键核心技术(如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仍依赖外部输入。 (3)产业链韧性有待增强 2024年某次暴雨导致博白县部分道路中断,某电子产业园因依赖外地物流,12家企业被迫停产3天,暴露产业链本地配套不足问题。此外,传统产业(如编织业)出口依存度达70%,受国际贸易摩擦影响较大。 (4)人才竞争压力较大 随着各地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博白县在吸引和留住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与大城市相比,博白县在薪酬待遇、发展机会、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部分人才不愿意回乡发展,或者在回乡后又选择离开,这对玉商回归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形成了制约。 (5)园区产业配套措施不强 产业层次低,企业主要产品多处于技术链、价值链底端,技术含量不高,生产方式粗放,优势产业不突出,缺少区域相对集中、上下游产品配套的产业群。从目前签约项目来看,中小微企业类型居多,占总数的85%以上,拉动经济增长的工业项目、高科技项目、产业龙头项目少,产业链不够完备,许多有投资意向的东部产业转移企业难以找到能嫁接、合作、合资的企业,难以实现产品在本地的配套。 2.对策建议 (1)强化市级统筹,构建“大玉商”发展格局 成立玉林市玉商回归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各县(区)产业规划,推行“一县一主业”错位发展,如博白聚焦智能家居、北流聚焦陶瓷卫浴、福绵聚焦高端服装;建设“玉商回归大数据平台”,整合项目库、政策库、人才库,实现资源精准匹配,避免内部竞争。 (2)破解要素瓶颈,夯实产业升级基础 人才培养:建立“政校企”三方合作机制,在博白职业技术学校增设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专业,推行“订单班”培养模式,预计2025年输送技能人才1万人;金融创新:设立玉林市玉商回归产业基金(目标规模5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通过股权投资支持中小企业;扩大“桂惠贷”覆盖面,将回归企业信用评级纳入地方征信系统;技术攻关:支持回归企业联合高校成立产业创新中心,对关键技术攻关给予最高500万元补贴,目标3年内实现新能源、电子信息产业核心技术本地配套率提升至40%。 (3)增强产业链韧性,构建安全产业生态 本地配套计划:制定《博白县产业链强链补链行动计划》,对为回归企业提供配套的本地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前两年免征增值税),目标3年内培育100家“专精特新”配套企业;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重点产业供应链监测平台,实时跟踪物流、原材料价格波动,储备3个月的关键物资库存量,提升抗风险能力;市场多元化战略:支持传统产业回归企业拓展国内市场,通过“直播电商+社区团购”降低出口依存度,目标2025年国内销售额占比提升至50%。 (4)提升区域竞争力,突出特色优势招商 深入挖掘博白县的特色资源和产业优势,明确差异化的招商定位,突出招商重点。围绕特色产业,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博白县在区域竞争中的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通过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地区的产业对接,承接产业转移,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博白县经济的快速发展。 (5)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推进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实现更多审批事项的网上办理和“不见面审批”,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加强政策宣传与落实。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的知晓度。建立政策落实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了解企业对政策的需求和意见建议,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地见效。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落实不力的部门和个人进行问责;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侵权等违法行为,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创新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六、结论与展望 1.研究结论 博白县“玉商回归”工程通过情感、产业、服务三轮驱动,构建了具有中西部县域特色的返乡经济模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社会资本激活:将客家文化认同转化为投资信任,通过乡情网络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人回乡、钱回流、业回兴”;产业生态构建:以“强链补链”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以“无中生有”培育新兴产业,形成“引进一个龙头、带动一个产业、辐射一个区域”的乘数效应;制度创新示范:通过“妈妈式”服务破解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短板,证明县域经济可通过精准政策供给实现“弯道超车”。 实证分析显示,博白模式对玉林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显著:投资乘数1.82、就业乘数2.15、创新乘数2.33、财税乘数1.91,整体效应高于中西部同类县域平均水平30%以上。这表明,在要素流动加剧的新时代,欠发达地区完全可以通过激活“本土力量”,实现从“要素输入”到“内生增长”的转变。 2.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1)长期效应评估:跟踪回归企业5—10年发展数据,分析其对区域创新能力、收入分配的持续影响;(2)比较研究:将博白模式与东部“浙商回归”、西部“秦商返乡”模式进行对比,提炼不同区域返乡经济的共性规律;(3)数字赋能:探讨“数字玉商”(如跨境电商、工业互联网)回归对乡村振兴的特殊价值,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县域经济提供更多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陆立军,周国红.浙商回归与浙江经济转型[J].管理世界,2021(5): 89-102. [2]Williams, C. C., & Balaz,V.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loc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8,63:18-27. [3]刘修岩,李松林.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20(11):123-138. [4]玉林市统计局.玉林统计年鉴(2020—2024)[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 [5]博白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R].博白县人民政府,2023. [6]Portes,A.et al.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9,45:341-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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