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OE框架的QCA分析

王成城  尹艳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230031）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营商环境的高质量演化变得至关重要。文章基于TOE框架以及我国15个新一线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组态视角研究多个要素与营商环境水平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营商环境的必要条件，但是提升组织的供给水平在高营商环境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2）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特点，各种因素多重并发。（3）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对城市提升营商环境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提出了三条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的适配性选择方案。各城市应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城市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的提升路径。

关键词：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新一线城市；组态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和目标，强调了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具体方向。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活跃。新一线城市往往是创新创业的热点地区，而优质的营商环境能够为企业家和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推动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1]。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省级区域的营商环境优化，对于新一线城市的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路径亟须深入探讨[2]。同时，现有研究多注重多种技术、组织及环境因素各自层面独立的影响，忽略了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协同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营商环境差异形成的全面分析。鉴于此，文章拟深入分析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的组态效应，有效区分其核心及边缘条件，从而阐明不同条件对营商环境的复杂作用机制。文章参考“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3]，构建影响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的研究框架[4]，并基于我国15个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的数据，探讨区域之间差异化的影响组态和条件机理，深化对营商环境优化路径与内在机理的理解，为区域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实践经验与研究进展

自20世纪70年代始，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营商环境进行了研究。首先，从综合视角，探讨营商环境的影响因素。影响营商环境的因素复杂，基于制度框架分析，新兴与转型国家的商业环境受正式制度（如政策扶持、税收结构）和非正式制度（如监管效能、政治生态）的综合影响[5]。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商业环境的主要评价维度涵盖支持性框架、人才资源、市场活力以及创新氛围[6]。陈强结合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和国内主流的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构建了25个影响营商环境的指标[7]。考虑到外部与本地投资者在定位上各有侧重，公共与私人投资者特性各异，这些因素均会对商业环境指标的影响产生差异[8]。此外，管理者在优化商业环境和制定战略时，战略工具和框架的作用也显得尤为关键[9]，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财政能力也会影响营商环境的高质量演化[10]。

其次，是关于营商环境的高质量演化研究的探讨。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进而降低创业的交易成本、提升资源的配置效应[11]，一方面，国家需提升治理效能，完善服务体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得以彰显，以此来促进和改善营商环境[12]，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健全法律法规，规范经营秩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13]。另一方面，考虑到营商环境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明显，在西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尚未显现[14]，应该因地制宜与因时而异优化地区产业集群营商环境[15]，探寻差序格局下激活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均衡路径[16]。

最后，质化研究方法被广泛使用。高进以PDCA循环机制为分析框架，运用案例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对上海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三次迭代历程进行剖析[17]。王启嵛借助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绘制作者、机构、关键词等知识图谱，系统梳理营商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分析其演进趋势[18]。魏淑艳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014—2022年我国国家层面营商环境治理的51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19]。杜运周基于复杂系统观，结合QCA、NCA和DEA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了我国289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复杂关系[20]，刘凤基于西南某省9个地市的田野调查,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资源—能力”整合性分析框架[21]，此外，研究者还从省级区域[22]、省级下属县域[23]、长三角地区城市等角度运用QCA方法来研究营商环境[24]。

现有研究尽管在营商环境的高质量演化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和局限性，首先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特定地区营商环境的实践经验进行归纳总结，以及通过定性方式对这些经验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对于新一线城市而言，其营商环境的高质量演化路径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关注，最后往往将焦点单一地放在技术或环境层面的独立因素上，而忽视了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提出了TOE框架结合QCA的定性研究方法，并强调了促进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的重要性。

二、数据构建与研究方法

1.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的模型构建

“TOE分析框架是一个基于技术应用场景的综合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25]，文章引入fsQCA方法，探索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对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的联动效应。如图1所示。

（1）技术条件

具体包括创新发展水平和技术基础设施两个二级条件。在技术与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技术本身的特性会作用于组织对技术的采纳行为及其应用实践等连续的活动[25]。创新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竞争力、吸引人才和投资、从而全面改善和提升营商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提升资本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等各方面的影响”[26]。

图 1  TOE框架

（2）组织条件

具体包括财政供给水平和信息人力资本两个二级条件。“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激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的同时，又能够提升良好的营商环境[27]，此外，信息人力资本在知识的创造、技术的提升、营商环境的改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环境条件

具体包括外资吸引力指数和政务服务水平两个二级条件。外资吸引力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28]。此外，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促使行政审批等更加规范，从而提升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29]。

2.定性比较分析

文章摒弃了传统的“自变量-因变量”为核心的统计分析框架，转而采用集合论为基石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技术[30]。这一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为了阐明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优化的演进轨迹，单纯依赖传统的单一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并不充分。其次，选取的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水平作为结果变量，条件变量均为连续性变量。fsQCA方法能够有效捕捉并反映这些变量在连续性变化中的细微差异。最后，鉴于筛选后的样本量无法满足传统定量研究的标准，采用了fsQCA方法，它不仅适用于大样本的定量分析，也能有效应对中小样本的特殊情况。

3.数据构建

（1）数据收集

文章利用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为基础数据源，同时结合《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21》，此外，一些具体的指标数据用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地方政府网站等加以补充。详细数据来源见表1。

表 1  数据来源

（2）测量和校准

视各条件与结果为独立的集合，并为每个案例赋予相应的隶属分数。采用直接校准法[31]来量化各种数据类型下的条件和结果。选择了样本数据的5%和95%分位数作为完全不隶属和完全隶属阈值，并将交叉点设为50%[32]。表2详细列出了结果和条件变量校准基准点。

①结果变量

文章以地方政府的营商环境质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并以《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2021》报告中的营商环境指数作为数据基础。

②条件变量

1）技术条件

创新发展水平选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作为衡量指标。技术基础设施以2021年新一线城市科学技术支出为指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2）组织条件

财政供给水平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的就业人数，作为评估各城市信息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

3）环境条件

外商投资力指数采用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的外来企业投资的数量。政务服务水平选取《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20》中各城市政商关系总指数作为测量指标。

表2  结果和条件变量校准基准点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1.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遵循定性比较分析（QCA）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首先对每个单一条件（包括其非集）进行逐一的检验，旨在评估它们是否构成高营商环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在QCA中，若某条件在结果呈现时始终存在，则此条件即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33]。  

表3  表必要条件检验结果

一致性的检验是衡量必要条件是否成立的关键指标，当一致性超过0.9时，该条件即被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33]。表3展示了通过fsQCA3.0软件对高水平与非高水平营商环境进行必要条件检验的结果。从数据来看，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未能达到0.9的阈值。因此表明在新一级城市的非高水平和高水平营商环境中，均不存在明确的必要条件。

2.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组态分析的核心在于验证特定条件组合对于结果产生的充分性。一致性水平的设定不应低于0.75，以确保一致性的显著性[33]。张明指出频数阈值的设定需依据样本规模进行调整[34]：对于中小规模样本，频数阈值应设为1；而对于大规模样本，则应设定一个大于1的频数阈值。遵循定性比较分析（QCA）的研究惯例，并结合具体情境，将原始一致性（Raw Consistency）的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Case Count）设定为1，部分一致性（PRI Consistency）的阈值设定为0.7。鉴于在先前必要条件分析中未发现必要条件，因此标准分析阶段选用了默认设置。最终，综合“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决策逻辑，绘制了条件组态分析的具体结果图。如表4所示。

表4  条件组态分析结果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在表中，四种条件组态无论是单个解还是总体解，均高于0.75的一致性水平，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达到了0.89，覆盖度为0.7。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表格中呈现的四种条件组态构成了高水平营商环境优化的充分条件集合，验证了这些条件组合在解释高水平营商环境方面的有效性。

组态1表明，创新发展水平和信息人力资本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技术基础设施和财政供给水平以及外资吸引力指数发挥了辅助作用，故将此命名为“技术组织均衡型”，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86，唯一覆盖为0.01，原始覆盖率为0.35。该路径能够解释约35%的政府营商环境案例。另外，约1%的营商环境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组态2表明，与组态1类似，也是在技术与组织上显著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因此命名为“技术组织均衡型”，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89，唯一覆盖为0.11，原始覆盖率为0.45。该路径能够解释约45%的政府营商环境案例。另外，约11%的营商环境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在组态3中，财政供给水平和信息人力资本发挥了核心作用，同属于组织层面，而技术基础设施、外资吸引力指数以及政务服务水平以辅助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因此，将这条路径命名为“组织主导环境型”，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87，唯一覆盖为0.03，原始覆盖率为0.38。该路径能够解释约38%的政府营商环境案例。另外，约3%的营商环境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在组态4中，创新发展水平和信息人力资本发挥了核心作用，政务服务水平发挥着辅助作用，同时，技术基础设施、财政供给水平和外资吸引力指数指标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这表明拥有较高水平的创新发展水平和信息人力资本的省份，在城市营商环境问题上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政务供给水平不足时，在技术与组织条件支持下，政府也能够迅速调整决策方案，提高治理水平。但是，在这条路径中，各种条件呈现出一种不均衡分布状态，所以将此命名为“弱均衡型”。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7，唯一覆盖为0.05，原始覆盖率为0.21。该路径能够解释约21%的政府营商环境案例。另外，约5%的营商环境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3.稳健性检验

初始通过校准锚点调整进行验证，选取样本数据的极值、均值分别对应“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同时保持一致性阈值、案例频率和PRI阈值不变[35]。结果显示，组态路径依旧有四条，内在解释连贯，解的一致性从0.89提升至0.9，而解的覆盖率则从0.7降至0.63，与原结果基本相符。进一步，将一致性阈值从0.8提升至0.85，以稳健检验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的因果条件，结果显示组态路径未发生变动。综上，研究结果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1）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下的分析

可以发现，创新发展水平、技术基础设施、财政供给水平、信息人力资本、外资吸引力指数和政务服务水平这六个条件变量，单独来看，没有一个能够成为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充分解释的变量。这一发现强调了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发展和变革的复杂性。它表明，在推动城市营商环境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这些条件变量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而不是单一地依赖某一个因素。

（2）多因素协同作用的重要性

新一线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并非由单一因素所能独立实现，而是依赖于多个因素的有机结合与协同发力。这些因素通过各自的路径和方式，共同推动城市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信息人力资本的出现频率最高，这表明在当前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资源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在推动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将人才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作为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

（3）驱动路径与适配模式的识别

综合考量后发现，高水平城市营商环境存在4条驱动路径，这些路径可以归纳为3种配适模式。具体来说，包括由技术与组织共同协调发展的均衡型方案、由组织因素主导的环境性选择方案以及各要素参与的弱均衡型选择方案。这些模式为不同城市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营商环境高质量演化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启示与建议

（1）强化技术、组织和环境的协同整合

为了加强技术、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合作与融合，各个城市应当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确保技术、组织和环境这三大核心要素得到有效的配合和融合。这表明，城市不仅需要集中精力于单一的技术创新或组织结构的优化，还需要推动这三个方面之间的有效整合和相互作用。基于此，城市需要超越当前的政治环境和外界因素的束缚，通过政策的创新和制度的改革，为技术的更新、组织的优化和环境的改进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2）人才竞争与合作

基于组态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是对人才的争夺和合作。因此，在新一轮“双创”背景下，我国新一线城市应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的一线城市应该持续把人才的培养和吸引作为其战略焦点，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来吸引和保留高技能的人才。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尝试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掌握高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3）因地制宜与因时而异选择适配路径

在新一线城市的商业环境优化过程中，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这三个关键方面的协同作用，是揭示其营商环境生态高质量演变复杂性的核心因素。因此，因地制宜和因时异地选择合适的路径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需要依据其固有的资源和优势状况，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以实现各个要素之间的动态适应和整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市场结构及竞争格局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意味着城市的管理者不仅需要密切关注目前的发展需求，还需要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方向，以便构建一个与城市特性高度匹配的商业环境发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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