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背景下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政策的赋能效应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项阳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江苏省金融科技对惠普金融发展的应用研究”(编号:JSJM20034) 摘要:本文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背景,通过分析长三角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探究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统筹发展目标,弥合数字鸿沟,完善监管制度等应对策略,以期深入揭示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长三角区域 一、金融科技发展背景 (一)金融科技的概念及内涵 金融科技作为全球金融增长的重要动力,作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引擎,在全球范围内正以蓬勃的势头不断发展。我国也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通过各种手段致力于强化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探索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框架,稳妥发展金融科技;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促进创业投资发展,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科技中介服务专业化水平”,强调了科技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的重要作用。 金融科技的定义最早是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6年提出的,是指现代科学技术驱动的金融领域创新,旨在运用各类现代科技成果优化金融服务效果,创新金融产品结构,提升金融市场运营效率。金融科技的本质内涵就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中指出,面对不断升级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金融行业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创新科技手段的加持下迸发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新技术手段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不仅为金融行业转型升级持续赋能,也进一步推进金融行业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效解决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更加能够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提升金融监管效率。 金融科技从本质上看仍是金融,是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代表的现代科技服务金融,是对金融服务的延伸,利用科技手段改变了信用的识别、获取、评估的方式以更优化的信用定价能力促进金融领域信用模式的革新,实现金融行业的新发展。在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创新领域,利用大数据等底层技术为代表的后端技术与直接接触消费者的前端金融科技创新产品的结合。底层技术的交叉配合创造出适用于不同服务场景、不同客户需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及服务。同时,金融科技也能够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便利性和智能性,为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数据的服务,保证其效率与安全性的提升,有效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金融科技四个核心运用场景。第一用于存贷款与融资服务,通过移动银行、网贷和众筹等模式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融资服务;第二,使用第三方支付、网络汇款、数字货币等手段,为个人和商家提供支付和结算服务;第三,基于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技术,提供包括量化交易、智能化跟单交易、智能投顾和投研等投资管理服务;第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预测模型、数字安全技术、互联网征信等为金融科技提供数据挖掘、收集、分析,网络安全,客户画像,风险评估等基础设施服务。 (二)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经济发展 普惠金融政策基于平等社会机会和可持续商业原则,向社会各阶层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它的提出与推广,加速金融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均衡配置,助力薄弱环节发展,推动社会的公平和谐进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普惠金融的需求越来越高,不仅体现在规模的增长,更体现在质量的提升。伴随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逐步嵌入“数字元素”,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从需求层面看,居民智能手机普及率快速提升,手机上网人数近10亿人,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用户基础,也能够通过智能手机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民众金融意识,深入挖掘他们的金融需求;其次,金融服务在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更快,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更大,改善了农村及低收入人群的创业行为,带来了创业机会均等化,显著提升了长尾群体的家庭收入。在供给层面,传统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改革,挖掘技术手段,结合既往优势,面向长尾客户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金融服务意识,下沉经营重心,强化零售业务服务力度,使金融科技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同时,互联网银行的兴起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半径,打破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制约,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和新网银行等快速崛起,依托大数据对为小微企业、个人进行画像,进行风险分析,准确提供贷款支持,着力提高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的信贷比重,降低融资成本,实现低风险、高效率的金融交易。同时,积极试点金融惠民服务,借助移动金融、情景感知等手段将金融服务深度融入民生领域,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在日常生活、医疗教育、电子商务、资产购置等方面的应用场景,实现主要民生领域的金融便捷服务广覆盖,提升公共服务便捷化程度。 (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意义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通过建立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构建各区域融合互动的发展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健康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强大动力。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我国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在重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以我国主要战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科学评价我国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准确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及其成因,对于协同提升我国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整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金融科技对区域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手段与金融场景的融合更加深入也更加紧密,金融科技的进步也呈现出数字化特点。各区域板块经济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也迸发出新的活力,普惠金融政策贯彻的广度及深度对各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十四五”建设期间要提升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服务领域的覆盖面、精准度。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规模依托于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深入运用也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经济发达地区数字化发展程度较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较广,金融服务效果较好成本低。能够高效高质量的满足长尾客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拓展了低收入人群和薄弱环节的盈利渠道,使居民金融素养普遍提升,刺激地区居民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有效缩小区域内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助力地区经济水平整体发展。 (一)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长三角地区由江浙沪皖三省一市构成,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对长三角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随着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入执行以及数字技术的成熟运用,数字普惠金融在长三角区域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根据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自2011-2020年,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持续保持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市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情况较好,且移动通信技术及智能手机应用范围更广,使得其数据优于长三角其他地区(详见图1 )。 图1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2011-2020) 数据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表现了用户对于金融服务的使用程度,涉及金融服务的业务类型。由图2可知,2011-2020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在长三角地区的使用程度逐渐深化。根据北大普惠金融指数及分类指数来看,用户对六大业务的接受度及适用程度不断增强,其中保险、移动支付等业务整体保持增长。2013年出于宏观政策调节需求,信贷规模整体收紧,最终表现为使用深度指数在2013年出现下降。2017年该分类指数再次出现下滑是由于政策限制导致支付业务和货币基金业务使用率明显降低。从长三角地区数据差异来看,上海市和浙江省由于金融服务业务开展更广泛深入,且城市化水平和人口集中程度更高,普惠金融使用率处于较高水平,江苏省和安徽省一直居于第三和第四。 图2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2011-2020) 数据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3.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是通过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以及便利化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具体包括移动支付、贷款利率、花呗支付、芝麻信用、二维码支付占比等多个指标。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差异不大,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在2014年和2016年有所下降(详见图3)。 图3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2011-2020) 数据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4.三项指标与总指数对比分析 综合三项指标数据来看,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发展最快,覆盖率持续处于上升趋势,使用深度在2014年出现下降后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支持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有限,由图4可见,使用深度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使用率指标迅速增长的2013、2017年度,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增速最为明显。 图4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三项指标与总指数(2011-2020) 数据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二)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差异明显,业务发展不平衡 长三角经济区由江浙沪皖三省一市构成,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金融资源分布、产业结构以及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各地政府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目标时存在差异。各省市根据本区域普惠金融实际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结合地方特色和外部环境确定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省市具体指标的不一致对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产生一定的抵消效应。 根据《长三角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年)》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较高,多数指标保持增长态势。其中数字支付、个人信贷、普惠小微贷款、创业担保贷款、“三农”贷款等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保险使用方面,保险密度保持增长,但保险深度不足,保险网点服务可得性需要提升。长三角地区金融素养整体水平较高,但地区及城乡差距仍然明显。数字征信技术未能实现全区域联通,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缺乏全区域统一风险防控机制,导致跨区域金融服务效率不足。 2.数字普惠金融遭遇瓶颈,发展动力不足 长三角由于其地理及经济发展优势汇集了优秀的金融人才、优质的金融资源及完备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都落户长三角地区。因此,该地区也成为我国金融服务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金融发展优势使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金融产品创新程度一直处于国内前列位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创新发展,但与此同时,长三角数字普惠金融正遭遇发展瓶颈期,出现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首先,数字鸿沟问题尚未解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基础是数字化基础设施,然而通过数据查询,截止2021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互联网普及率约为80%,依然存在由于乡村基础设施薄弱、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同时,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导致实体营业网点加速撤并,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出线上服务,关闭实体营业网点,降低经营成本。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大量银行营业网点关停,一些偏远地区没有金融机构网点,导致老年人及文化水平低下的人员因为未有效使用网络数字技术及缺乏金融意识无法获取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其次,金融创新产品有效性有待提升。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及金融科技企业纷纷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但新型产品是否切实符合普惠金融发展需求依然有待验证。目前普惠金融产品大多数强调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型信息技术手段加速信息收集处理水平,强化客户画像能力,提升服务效率。但与此同时先进技术手段的运用也加剧了对长尾客户的排斥效应,利用海量数据分析模型对用户资产水平、征信等级进行评分评级,出于风险控制目的对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低净值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往往无法满足。同时,目前普惠金融产品服务普遍缺乏个性化,各地区小型金融机构由于科技开发能力有限,未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类型的低收入群体客户设计提供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类型,使得普惠金融的有效性有待提升。 3.金融监管不足,数字化风控能力有待提升 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有效解决了传统普惠金融覆盖面小、使用深度不足、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但金融机构技术水平发展不平衡,政策监管不到位,缺乏区域统一的数字化风控技术等原因,也导致区域金融风险增加。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依赖于数字化技术手段,利用互联网媒介对客户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这使得信息安全风险增加。长三角地区依然存在一些小型金融机构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对业务运营的网络平台、客户数据库等信息化模块缺乏必要防护和定期维护导致其系统遭受外界网络攻击的风险加剧,可能造成客户信息泄露、数据流失等网络安全事件。 其次,新型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进一步弱化了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机构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也得益于金融科技企业的迅猛发展,金融科技企业利用先进技术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但该类型企业往往以科技为起点,对金融服务业务缺乏专业认知,风险识别能力不足,缺少成熟的风险防范机制导致金融违约风险加剧。 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基于网络平台实现业务办理,用户数据的审核流程尚不完善,使得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无法保证,从而为洗钱等金融违法行为提供可趁之机。 三、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策 (一)统一谋篇布局,优化协同机制 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背景,长三角区域要统筹规划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制定协调一致的发展方案,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的区位、市场、技术、基础设施等优势,打造金融科技创新高地。立足长三角地区统一发展目标,各省市之间应构建合作共赢、竞争有序、协同互助的发展环境,联合各级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及科技企业推动区域信息资源共享、科技合作、市场互通,建立区域大数据中心和一体化征信体系,扩大长三角地区公共数据开放领域,制定完善数据开放、使用及管理规范,落实数据开放和维护责任,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提升普惠金融触及深度,落实普惠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强化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加速形成长三角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创新发展新局势。 (二)弥合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创新 结合当地特色,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数字化手段,深入金融服务匮乏地区,针对重点人群,以生动易懂的方式普及金融知识,宣传金融服务必要性,进一步提升居民整体金融素质,根据用户实际需求推荐金融产品。扩大对欠发达及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传统金融机构实体网点的智能化、数字化、适老化改造,减少数字普惠金融对部分群体的排斥效应,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 三省一市应鼓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建立多维度、立体化客户画像体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开发普惠性、创新性的数字金融产品服务,打造富有区域特色,融合电商、物流、民生、政务、金融等多方位综合数字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多层次、个性化、精准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供给格局,助力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迸发出前行动力。 (三)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科技监管能力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制度监管,加速推进立法工作进程,减少因缺乏监管政策导致的市场混乱。同时,政府要根据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特点,转变传统金融行业分业管理的制度模式,加强各行业、各机构之间的监管协作。其次,金融机构应该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强化对客户信息安全的保护。建立信息安全部门,对信息安全问题进行实施监控,设立高效的信息安全预警机制。提升硬件设备的网络安全等级,加强对用户数据的审核力度,扩大征信数据覆盖面,引进具备数字安全知识技能的高素质专业人员,充分运用数字技术防控风险,提升普惠金融安全、便捷、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监管部门应设立准入机制,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安全审批,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动态监测,运用数字化技术推进风险监管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04):140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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