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胜蓝

（国核（福建）核电有限公司，福建 福州350000）

摘要：本文以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聚焦高管财务背景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高管财务背景与上市公司的ESG表现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负向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财务背景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质量内部控制可有效缓解二者间的负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从企业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监管部门强化外部ESG表现监管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旨在引导财务价值创造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协同推进，助力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社会价值的共赢增长。

关键词：高管财务背景；内部控制；ESG表现

一、引言

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运营中的具象实践，ESG所涵盖的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大核心维度，共同构建起一套综合性评估体系。其核心目标在于推动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同步实现环境友好性的增强、社会福祉的增进与治理效能的提升。2024年，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这一准则为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进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规范企业相关信息披露，奠定了扎实基础，也进一步凸显了ESG理念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为ESG实践中的环境保护维度指明了政治方向，彰显出我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承担大国责任、践行绿色发展承诺的坚定决心。

一方面，积极践行ESG理念，可以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官小燕等，2025）、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姜宾、马晨，2025；苏畅、马影，2025）、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季昱丞等，2024）、提高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梁毕明、徐晓东，2023；王婷婷、林子昂，2023），进而降低企业盈余操纵的可能性（田力，2024），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更易于获得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蒋园园、程锦璇，2025）；然而另一方面，ESG多为志愿性披露，暂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强制性约束，其执行效果高度依赖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与管理层的主观能动性，这容易导致披露内容碎片化、实质性不足等问题，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出现“绿”而不“红”现象（何枫等，2025）。这一现象既折射出ESG实践与理论预期之间的显著偏差，也反映出我国ESG表现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要如何提高ESG表现？现有研究从利益相关者监督（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政策法规驱动（政府监管、税收征管、混合所有制改革）、绿色与技术政策支持（绿色金融政策、人工智能政策、智能制造转型）、公司治理结构（高管媒体背景、女性高管、高管团队异质性、内部控制）、文化与要素赋能（儒家文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等多个视角进行了论证，事实上，学术界针对如何提升ESG表现展开的诸多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底层逻辑——无论是外部压力或政策导向如何变化，还是内部的治理结构，最终都需通过“人”的决策与执行才能落地；高管团队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枢纽，并非同质化的“黑箱”，基于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的视角，其认知框架、风险偏好与专业背景直接塑造了企业的资源配置与战略方向。财务工作背景因与资本成本、现金流约束及合规监管高度关联，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专业履历之一——它对盈余管理的适度性把控（何进日等，2015）、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文汉，2022）、税务风险的有效防控（申艳艳，2023）以及成本粘性的合理控制（冯自钦等，2023）均能产生积极影响。考虑到财务背景高管的专业训练聚焦于成本收益核算、财务绩效提升与风险防控，对ESG实践所需的长期投入、非财务绩效等往往有不同决策逻辑，这种专业背景的倾向性与ESG战略的长远性要求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张力。

由此，本文以2014-2023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财务背景与ESG表现的内在关联机制，并考察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科学揭示这一作用机理，不仅能为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供理论依据，更能为监管部门制定差异化ESG促进政策、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决策参考。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将高管财务背景纳入ESG表现研究框架，基于高层阶梯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探究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既填补了“高管财务专长—可持续治理”领域的经验证据空白，又丰富了财务背景高管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文献链条；二是通过深入分析产权性质等企业异质性因素的调节作用，识别出了财务背景高管ESG治理效应的情境依赖性，为理解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ESG表现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三是考察内部控制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揭示了制度性治理机制对高管决策行为的规范效应，从公司治理机制层面拓展了高层阶梯理论的应用边界，也为企业通过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以提升ESG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财务背景与上市公司ESG表现

1.薪酬契约激励错配与ESG投入的时滞冲突

依据Jensen & Meckling的代理理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财务高管的薪酬契约通常与ROA、EPS等短期财务指标刚性挂钩（王毅平，2021），这种薪酬契约设计引发了激励扭曲，对高管在ESG投入决策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从成本效益时滞效应来看，ESG投入具有独特特点，实证研究表明，ESG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U型曲线”（田露露等，2024），在初期（1-2年），ESG投入往往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消极作用，直至第3年才开始转为正向影响，到第4年达到峰值。然而，上市公司高管平均任期为4年（岑维，2015），于是形成了天然的结构性错配。在任期的严格约束下，高管们出于对自身薪酬水平和未来职业声誉的担忧，易倾向于规避前期绩效滑坡风险：因为一旦在任期内因ESG投入导致财务绩效下滑，将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便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推动ESG相关的长期投资项目。

2.信息隐匿动机与ESG信号传递失效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良好的市场形象对于上市公司至关重要，而“坏消息”的曝光容易引发市场恐慌，这会促使高管天然产生隐藏企业负面信息的内在动机（许言等，2017），具备财务背景的高管通常凭借其专业素养，在公司治理与财务管控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张萍，2021），然而这种专业背景所形成的认知定势，可能对企业的ESG表现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ESG表现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多维度的非财务信息披露，这类信息本身具有主观性强、量化难度大的特点，相较于传统财务信息更易成为“潜在负面信息”的藏身之处，在隐藏负面信息的动机驱动下，可能会利用ESG信息的模糊性预留操作空间，直接导致ESG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损；另一方面，从信息传递效率来看，财务背景高管虽能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文汉，2022），但这种能力无法直接迁移至ESG信息领域，会计信息的传递遵循“数据准确、格式合规”的简单逻辑，且市场主体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如盈利水平、偿债能力）也相对统一；而ESG信息的有效传递，需要先整合环境（如碳排放量）、社会（如公益投入）、治理（如内控机制）的跨领域数据，再识别不同市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最终将企业的ESG实践转化为对方认可的价值信号。这种信息传递能力的错位，叠加对“坏消息曝光”的担忧，进一步促使财务背景高管倾向于降低ESG表现。

3.资源配置偏好与创新抑制效应

石贝贝等（2019）的研究指出，具备财务背景的高管在决策中表现出明显的双重倾向：在财务政策上倾向于采取激进策略，如使用更高财务杠杆和较低现金持有水平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而在经营风格上则趋于保守，高度重视风险控制与财务稳健性。这种“术业有专攻”的专业背景虽能在财务领域产生积极效应（如冯自钦等（2023）指出，其专业财务素养可有效抑制企业成本粘性，优化短期成本结构），但与ESG表现所需的“长期投入、非财务价值优先”逻辑相悖，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财务背景高管往往严格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更倾向于削减诸如ESG投资这类周期长、回报滞后的项目；从创新驱动机制看，ESG表现（如环境维度的绿色技术研发、社会维度的责任履行模式创新、治理维度的机制优化）高度依赖企业的创新投入；财务高管的保守经营风格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丰蓉芳等，2022；熊娜，2020），从而削弱了ESG实践所需的战略支撑与执行能力，导致企业在环境、社会及治理维度的表现陷入停滞。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高管财务背景与上市公司ESG表现显著负相关。

（二）基于产权性质的高管财务背景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异质性分析

1.政策刚性约束对国有企业高管ESG决策的调节效应

2024年国务院国资委连续发布两项重要指导意见，明确将ESG工作纳入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统筹管理框架，要求国有企业积极应对ESG挑战，全面提升治理能力与绩效表现。这一政策导向意味着国有企业在ESG实践中不仅受到市场机制的约束，更受到行政体制的刚性要求。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需严格执行国资委的部署，将ESG提升至战略层面，其决策行为受到政策合规性与政治激励的双重影响。若因压缩ESG投入导致政策合规风险（如ESG考核不达标、监管处罚），高管职业声誉与职位稳定性所受冲击将远大于短期财务指标优化的收益，因此即便具备财务背景的高管存在ESG投入的削减偏好，在国有企业的治理情境下也难以实际践行。

2.企业目标函数差异对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

国有企业承担着显著的社会性责任与公益性职能，其经营目标不仅包括经济绩效，还须兼顾环境、社会等非经济指标（杨杰等，2022），这种多重目标体系使得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中须平衡短期财务回报与长期社会责任，即便财务背景高管具备强烈的成本控制动机，其ESG决策亦受到组织目标与制度逻辑的严格约束。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缺乏此类刚性的制度缓冲，其经营目标更集中于经济效率与股东利益最大化。财务背景高管的专业优势与企业的经济目标高度契合，使其能够通过压缩ESG这类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投入来快速优化财务表现，从而导致ESG表现显著降低。

综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高管财务背景与上市公司ESG表现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成立。

（三）内部控制对高管财务背景与上市公司ESG表现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

1.内部控制环境对ESG治理基础的强化作用

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内部环境对企业ESG表现具有决定性作用（陈晓珊等，2025），完善的内部控制通过构建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文化，为ESG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当企业拥有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时，即使财务背景高管倾向于短期财务绩效导向，其决策行为也会受到内部控制环境的约束。健全的内部控制环境能够通过明确ESG责任分工、完善ESG管理流程，建立有效的ESG绩效评价体系，从而制衡财务背景高管可能存在的ESG投入削减倾向。内部控制环境的完善使得ESG治理成为组织架构中的刚性要求，显著降低了财务背景高管基于个人认知偏好而减少ESG投入的可能性。

2.内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与重构激励相容机制

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和执行缓解委托代理冲突，从经营纠偏维度来看，当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如资源分配和投资决策）偏离股东所设定的长期发展目标时，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依托规范的流程监控、风险预警及纠偏机制，及时识别此类偏差并推动经营活动回归战略正轨，从而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程建波等，2025）；从代理成本优化维度来看，内部控制通过明确权责划分、强化信息披露与完善监督机制，有效降低高管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抑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高管的短视行为，这一治理功能的发挥有助于统筹企业长短期目标，进而提升ESG表现（常明珠，2024）。

3.内部控制的监督合规与资源保障双重效应

内部控制通过确保企业在ESG领域的资源分配保持稳定与合理，尤其在技术创新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相关且需长期投入的关键领域，有效避免了因高管短期业绩压力而削减ESG相关投入（孙梅等，2025）。同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提升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使不同评级机构能够基于更一致和可靠的信息进行评估，从而显著降低评级分歧，增强企业ESG评级的稳定性与市场公信力（王冲等，2025；孙谦等，2024），这些机制共同为高管从经营执行层面为ESG绩效奠定坚实基础（郭檬楠等，2023），进而全面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水平（邢洋，2023；林子昂等，2023）。

综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H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内部控制会显著削弱高管财务背景与上市公司ESG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4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剔除报告期被ST、SST的样本，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3,193家上市公司共23,334个年度样本观测值。

内部控制指数取自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使用Excel和stata 18.0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和实证分析工作，为降低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数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变量设计

上市公司ESG表现rank：华政ESG信息表现评级，从低到高依次赋值1-9。

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考虑到财务负责人的提名通常依赖其他高管，其权力相对受限，且其本身更可能具备财务工作经历，容易引发自选择问题，故参照赵文平（2015）等人的研究，本文对高管财务背景的衡量采用剔除财务负责人后的高管团队中具有财务工作经历的成员占比。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补充报告了包含财务负责人的高管团队财务背景指标的回归结果。

内部控制intercontrol：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充分覆盖企业经营、报告、合规、战略、资产安全五大内部控制目标，并对这些目标的实际达成效果及合规达标程度开展系统量化测算。同时该指数结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识别情况、波及范围与整改进度，动态校准指数数值并重新计算，从而保障对企业内控质量的评估同时具备时效性、精准性和客观性。基于此，本文选取该指数作为衡量内部控制水平的替代变量。

参照现有研究，选取资产规模（asset）、资产负债率（lev）、高管持股（hold）、股权集中度（concentration）、研发投入（research）、公司成立年龄（age）、高管薪酬（salary）、两职合一（dual）、是否四大审计（big4）、产权性质（SOE）为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ind)和年度(year)固定效应。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计

四、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发现如下：样本企业ESG表现的均值为4.074、中位数为4，均值与中位数趋近，表明ESG表现整体处于中等评级区间；最大值仅为8，表明样本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尚未达到华政考评体系的满分水平，这一数据特征既揭示行业整体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也为本研究探讨ESG影响因素的现实价值提供支撑。

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均值为0.116，意味着样本上市公司中，平均每支高管团队约11.6%的成员拥有财务工作背景。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ESG表现（rank）与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的相关系数为-0.041，呈现统计显著的负向关联，为高管财务背景抑制ESG表现的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相关性支撑。

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为0.501，说明变量选取未出现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实证建模的统计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3  各变量的相关性系数

表4列示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对ESG表现的基准回归结果。解释变量finance的回归系数为-0.2820，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企业资产规模、杠杆率与治理特征（股权集中度）等异质性因素后，高管财务背景对ESG表现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为研究假设H1提供了直接的实证支撑。

表4  高管财务背景与ESG表现的实证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采用如下稳健性检验方法。

1.替换回归模型

鉴于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变量，本文采用有序probit（o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表5结果可知，ESG表现（rank）与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1601），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表5  替换为oprobit回归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

2.替换解释变量

为降低高管财务背景变量度量方式对回归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分别基于以下三种定义进行检验：

（1）finance1：剔除财务负责人后，高管团队中具有金融工作背景成员的比例；

（2）finance2：参考丰蓉芳等（2022）、张天宇等（2022）的研究，将高管财务背景定义为包含财务负责人在内的高管团队中具备财务工作背景的成员比例；

（3）finance3：依据石贝贝（2019）、申艳艳（2023）等研究，设置CEO是否具备财务背景的哑变量（是取1，否取0）。

将上述三个变量依次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回归系数分别为-0.6182、-0.4121和-0.1254，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结果表明，高管财务背景对ESG表现的负向影响在不同度量方式下保持一致，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设的稳健性。

表6  替换解释变量高管财务背景后的实证回归结果

3.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检验结论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盟浪ESG评级（ML）重新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解释变量finance对ML的回归系数为-0.341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显著负相关，进一步为假设H1进一步提供了经验证据。

表7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实证回归结果

（五）内生性测试

1.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参照张雷云等（2024）的研究设计，本文将自变量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滞后一期，构建滞后变量legfinance并重新开展回归分析。如表8所示，滞后项legfinance的估计系数为-0.328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进一步为“高管财务背景负向影响ESG表现”的假设H1提供了经验支撑。

表8  自变量滞后一期的实证回归结果

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缓解变量自选择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将treat大于finance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采用“1:1”放回抽样的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把前述所有控制变量纳入协变量，完成倾向得分匹配。

图1的标准化偏差对比分析显示：匹配前多个协变量存在显著组间差异；匹配后所有变量偏差均显著降低，且稳定控制在±5%的理想区间内，该结果验证了PSM方法在本研究中有效缓解了样本自选择偏误，为后续因果推断提供了更可靠的样本基础。

图1  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标准化偏差对比图

图2呈现了PSM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分布对比情况：匹配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得分曲线尽管形态接近，但几乎不存在重叠区域，这反映出样本因自选择问题存在协变量分布偏误；匹配后，两组曲线高度重合，说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成功为处理组匹配到协变量分布近似的对照组样本。

图2  倾向得分匹配（PSM）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对比图

表9呈现基于PSM匹配后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对ESG表现（rank）的估计系数为-0.2382，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进一步为“高管财务背景会降低上市公司ESG表现”的结论提供了稳健证据。

表9  基于PSM匹配后的实证回归结果

（六）异质性分析

表10报告了基于产权性质的分组回归结果，考察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对ESG表现（rank）的影响差异：国有企业样本中，finance的估计系数为-0.1820，统计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finance的估计系数为-0.332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ESG表现，上述差异表明，高管财务背景对ESG表现的负向影响呈现产权异质性特征，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稳定表现为显著负向作用，为研究假设H2提供了实证支持。

表10  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实证回归结果

（七）进一步分析

表11报告了高管财务背景与内部控制对ESG表现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根据模型二的回归结果，首先，高管财务背景（finance）的系数为-0.992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了“高管财务背景对ESG表现具有抑制作用”的主假设；其次，内部控制（intercontrol）的系数为0.223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最后交互项finance×intercontrol的估计系数为0.1185，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从调节机制看，该正向交互效应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财务背景对ESG表现的负向冲击越弱（即内部控制通过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高管财务背景的抑制作用），为假设H3提供了研究证据。

表11 高管财务背景、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实证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高管财务背景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主效应检验发现，高管财务背景对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仍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负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成立；（3）机制检验揭示，内部控制在这一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能够有效缓解高管财务背景对ESG表现的消极影响。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建设。上市公司应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将ESG表现评估纳入日常管理流程，建立常态化的ESG绩效监控机制；同时优化高管激励机制，通过将高管薪酬与ESG考核指标挂钩，引导高管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兼顾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强化外部监管部门的引导与规制作用，建议监管部门制定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提升数据可比性与市场透明度；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对ESG表现优异的上市公司给予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正向激励，对表现有待提升的企业强化监管督导，通过奖惩结合的监管措施推动上市公司全面提升ESG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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