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宇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平台经济在促进产业升级、赋能技术创新以及经济稳定增长等方面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数字化新常态，平台经济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受利益驱动出现区域发展失衡、税收征管失序等一系列失范行为。平台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是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环节，因此，厘清平台经济地区发展差异、探索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成为本文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基于2014-2024年全国层面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基尼系数测度，系统探究我国平台经济区域发展现状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发展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全国平台经济发展综合能力呈逐年攀升态势，30个省份综合发展水平的离散程度持续收窄，区域间均衡发展态势不断凸显；其二，东中西部地区平台经济发展存在梯度差异，东部地区发展实力最强，中部地区紧随其后，西部地区相对滞后，但中西部地区始终保持追赶态势，区域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其三，从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来看，全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正逐步缩小，这充分印证了区域协调发展相关政策的实施成效；最后，从区域内差异来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排序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内部发展均衡性最优。据此，为切实提高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质量，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三大区域要立足比较优势，突出各区域特色并加速融合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关键词：平台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基尼系数

一、引言

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平台经济不仅实现规模持续扩张，更在细分领域深耕特色优势，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升级。同时，在技术创新赋能与政策引导规范的双重作用下，平台经济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4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统筹指导，加大精准政策支持力度。因此，以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为首要前提，系统探究其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已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为进一步研究平台经济的发展、探究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本课题查阅了近十年的中英文文献，经查阅，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对于平台经济的界定，蔡昌^［1］（2020）认为平台经济首先得以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虚拟的交易场所，平台作为交易双方的中间组织者或资源提供商，进行真实的交易，挖掘市场上潜在消费需求，进而促进双方乃至多方共同参与交易的新型交易模式；其次，平台经济的探讨离不开双边市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的支撑。周文指出平台经济加速生产与流通及消费的有效对接，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流通时间，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2］。王淑贞指出在垄断B2B能源市场中，平台定价模式的选择、双边用户规模以及注册费收费水平高低取决于单位服务强度比^［3］。史丹认为价格竞争、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广告宣传和隐私保护构成了平台竞争的主要内容，间接网络效应、反馈循环效应、动态竞争和价格结构的非中性使得相关市场界定更为复杂^［4］；再次是平台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徐轶博^［5］（2023）认为平台经济的发展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新引擎。向国成（2021）等则利用实证数据从侧面论证了平台经济发展对于促进均衡产出增长、刺激消费起到了变革性的作用^［6］。但是随着新兴业态的出现，互联网平台经济不断发展使其竞争边界更加难以界定，因此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竞争行为的规制尤为必要；最后，是对平台经济地区差异及监管的研究。吕杰^［7］（2023）围绕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进行研究，得出平台经济地区发展呈现两极化或多极化趋势发展的结论，任保平^［8］（2023）认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应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来完善数字安全规制。从国外研究来看，一些学者也对平台经济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探索。Sukumar Ganapatia和Ghristopher G^［9］（2018）以移动车辆共享服务、住宿服务和劳动力服务为例，他们认为平台经济监管不当会导致社会乱象，并根据问题制定了措施应对。Zhu和Iansiti通过实证证明，数据驱动的平台企业具备“赢家通吃”特征^［10］。Hagiu和Wright系统分析了多边平台通过连接不同用户群体降低交易成本的核心机制，提出了基于交叉网络效应和非对称定价的冷启动策略与治理框架^［11］。从现有研究来看，针对平台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全国宏观层面，对差异来源以及我国东中西部差异研究不够透彻。在此背景下，研究平台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以及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本文针对平台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平台经济相关理论对现有问题进行梳理，分析目前我国平台经济地区发展差异，并结合我国国情，综合实践经验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计量方法与数据

（一）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1.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1）主成分分析法：首先选取反映平台经济发展的五个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指数（CI）以达到综合测算全国各个省的平台经济发展概况的目的。通过多重降维处理，以线性组合的方式综合提取各个指标的信息，并且能最大限度的保留指标的原始信息。

（2）Dagum基尼系数：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平台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计算全国及三大区域基尼系数。该方法用于测算平台经济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用以验证目前平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该方法将地区差异的来源、子样本的分布状况、样本之间交叉重叠等问题考虑在内，有着传统地区差异分析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的定义如下：

2.变量设计

   本文借鉴吕杰的做法，将平台经济发展分成“发展基础-发展过程-发展结果”三个维度，并选取相关指标。以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RY）、互联网宽带接口数量（JK）代表发展基础，以网民数量（WM）代表发展过程，以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DS）、电子商务销售额（XS）代表发展结果。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为更好地研究全国平台经济发展状况及地区差异，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 2014—2024 年。主要是因为2014年后统计年鉴数据较为全面，统计口径较为一致。核心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以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等权威机构。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部分时间序列数据有缺失，主要采用了线性插值、趋势外推等方法进行估算。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缺乏直接数据，本课题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员数据代替该指标。

三、实证分析

（一）平台经济发展指数构建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反映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五个指标进行指数构建，汇总在图1。图2汇总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互联网发展综合指数（CI）均值，其中全国 CI 均值因采用 Z-score 标准化恒为 0，通过图2可直观反映各年度综合发展水平与区域差异。

图1 2014-2024全国平台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及标准差变化趋势

图2 三大区域平台经济发展指数

根据图1不难发现，全国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在逐年攀升，全国 CI 标准差从 2014 年 0.825 逐年降至 2024 年 0.558，降幅达 32.4%，说明全国 30 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离散程度持续降低，区域间均衡性不断提升。结合图2，在全国平均水平恒为0的前提下，东部地区CI 均值从 2014 年 0.982 逐年降至 2024 年 0.656，且一直高于全国水平，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说明其相对优势在逐步降低；中部地区CI 均值从 2014 年 0.125 持续升至 2024 年 0.445，增幅高达 256.0%，说明近十年中部地区一直在赶超东部，现已成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核心力量；西部地区CI 均值从 2014 年 - 0.683 升至 2024 年 - 0.372（增幅 45.5%），从折线图上可以明显看出，虽仍低于全国平均，但在努力赶超，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发展势头良好。

（二）平台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分析

基于全国 30 个省份综合指标值计算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年度基尼系数（CY）如表1所示：

表1  全国及三大区域内年度基尼系数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全国综合指标基尼系数从 2014 年 0.4852（差距较大）降至 2024 年 0.3189（合理区间），年均降幅 3.4%，反映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对区域互联网均衡发展的推动效果显著，特别是 2020 年后进入 “合理区间” 并持续优化，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总体来说，各个区域内部平台经济发展差异都在不同程度的缩小。

从区域内具体发展情况来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详细来看，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相对较小，且逐步缩小，但广东省依旧是平台经济发展排头兵；中部地区区域内部发展差异最小，可能得益于 “中部崛起” 政策对互联网全产业链的均衡推动，各省综合发展水平梯度小；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但在部分省份如四川的带动下，区域内部差异也在逐步减少。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及东中部地区对资源物产的旺盛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资源丰富的新疆、云南等地区向东中部地区物资的输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

四、结论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全国平台经济发展综合能力在逐年提高，全国 30 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离散程度持续降低，区域间均衡性不断提升；

第二，东中西部地区平台经济总体发展有差异，东部发展能力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后，但是中西部地区也在一直追赶；

第三，从基尼系数来看，全国平台经济发展内部差异正在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显著有效。从区域内具体发展情况来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五、意见与建议

据此，结合前文研究结论可知，当前我国平台经济整体发展势头向好，全国层面的发展均衡性持续提升，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也呈逐步缩小态势。这一良性发展格局为后续进一步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区域间梯度差异仍客观存在，需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与协同推进加以破解。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平台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充分释放其对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本文结合各区域发展实际与资源禀赋特征，从全国、区域、企业三个维度提出如下针对性建议：

在全国层面，需坚持分层分类施策原则，提升政策精准性与落地实效。前文研究已明确，我国不同区域的平台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而西部大开发、《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等区域协调政策的落地实施，为中西部地区平台经济的针对性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也印证了差异化政策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后续政策推进过程中，应在持续强化“数字乡村”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落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发展薄弱区域的扶持力度，重点向西藏、青海等西部省份倾斜资源，着力补齐这些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研发能力、人才储备等方面的短板。同时，要始终坚守“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的核心原则，建立健全区域平台经济发展评估体系，结合各省份发展阶段、产业特色等精准制定政策细则，坚决反对“一刀切”的粗放式管理模式，确保政策能够精准匹配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切实提升全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整体协同性。

在区域层面，需立足各区域比较优势精准发力，同时强化跨区域深度融合，形成“各展所长、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作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应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储备、技术创新、产业集群等方面的在位优势，持续深耕人才引育与技术研发领域，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激发区域内部平台经济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与此同时，要率先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强化合规监管，尤其要在税收征管、数据安全、市场竞争秩序等关键领域完善制度设计，实现创新发展与合规经营的动态平衡，为全国平台经济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应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承接升级双重任务，在持续完善区域内数字交通、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布局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承接转移与特色培育”并行的发展路径，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优质平台经济资源的梯度转移，同时结合本地农业、制造业等产业特色，培育一批具有区域辨识度的特色平台企业。此外，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通过优化人才政策、搭建创新创业平台等方式，吸引更多平台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入驻，为区域平台经济发展注入新鲜动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应立足省内特色资源，打造差异化的特色化产业平台，依托本地特色农业、文旅资源、能源产业等，培育一批垂直领域的特色平台企业，实现“错位发展”。同时，要充分依托“东数西算”国家重大工程的战略机遇，大力建设数据存储、算力支撑等配套产业，推动算力资源与本地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平台经济发展新增长点。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东中西部深度融合。应建立跨区域平台经济协同发展机制，促进东部地区的技术、人才、资本等优质资源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市场潜力精准对接，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联动，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在企业层面，需加速推进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平台赋能实体、实体反哺平台”的双向赋能格局。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也需要平台经济的赋能加持，二者协同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平台企业应主动下沉服务重心，聚焦实体经济各行业的痛点难点，开发针对性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为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渠道拓展、资源整合等服务，助力传统产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与此同时，传统企业也应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积极借助平台经济的资源优势与技术能力，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步伐，优化生产经营模式，提升市场竞争力。通过二者的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形成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产业基础。

总体而言，推动东中西部平台经济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全国层面的统筹规划、区域层面的协同推进以及企业层面的积极参与，三大区域唯有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突出区域发展特色，同时打破地域限制加速跨区域融合，才能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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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基于平台经济发展“双失序”背景下的税收治理路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23SJYB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