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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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梅 (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现阶段,我国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转型和升级面临诸多掣肘,如何缓解广大民众消费意愿不强、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自然需要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采取针对性措施。而要想从根本上破解影响消费结构升级的阻力和瓶颈,需要正视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深入落实“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观念,本文旨在探究结构性改革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希望相关研究内容能够为广大从业者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为培育发展动力、增强发展预期提供些许建议。 关键词:结构性改革;消费结构;结构升级;作用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消费结构的升级本就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伴随本土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费潜力逐渐被激发、释放,与此同时,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迎来了一系列掣肘和矛盾。如何增强广大民众消费信心、改变其消费不足的状况,需要政策制定和落地保障措施共同发力。在这样一种背景和诉求下,正视结构性改革对消费升级的作用价值,从根源处破解消费存在的瓶颈,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坚持在发展中保障民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议题。 一、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描述 经过近五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大民众逐渐从最初单纯追求温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关注生活品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物质消费逐步得到满足后,服务性消费开始成为消费结构中的新焦点,伴随我国进入“新消费时代”而逐步释放其影响。 (一)新兴消费大国的崛起 随着全球彻底迈入后工业化时代,衡量一个经济体实力不再局限于生产制造能力,更包括其内部呈现的消费规模。显而易见,随着我国进入全新的消费时代,我国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大国、全世界第二大的消费市场已毋庸置疑。 1.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正在转变为服务贸易型大国 现阶段,我国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以服务型消费带动服务贸易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朗。据2024年统计数据,服务业占比达到56.7%,传统制造业占比依然保持在超过35%的水平;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4.4%,进口增长达到11.8%。未来,我国服务业占比有望在2024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逐渐实现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在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进出口大致平衡。 2.生产投资大国逐步演变为“消费大国” 在2013—2024年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最初的23.8万亿元增长至48万亿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和第二大消费和进口市场。通过分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消费结构方面的转变历程,会发现其普遍在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就已经将最终消费在GDP当中的占比提升至50%以上,在完成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的同时,该比例的上升空间逐渐趋于饱和,但也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可以说,要想实现从所谓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就要从生产投资型大国逐渐发展成为“消费大国”,当我国已经走过曾经以短缺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存型阶段、行走在快速工业化末期,要让重视生产、忽视消费,注重积累、削减消费的经济发展局面有所转变,坚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所需为发展经济的重要目标。 (二)从物资短缺走向新消费时代 早些年,我国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开始从私人物品的短缺,向公众物品的短缺过渡,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趋势显而易见。而迈入2025年,全社会范围内以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日趋显著,“新消费时代”的到来已彻底明朗。 1.新消费时代的到来 消费结构的变化往往是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标志,新消费时代到来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以人为中心”的消费观念变化,服务型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提升,侧面反映了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预示着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消费方面的巨大潜力。 2.关注人的发展和需求 消费结构的转变和升级,体现在大众消费从以物质为主的消费,逐步转变为以获取高质量服务为核心、强调个体情感价值获取、自我价值实现和消费体验的服务型消费。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变相证明,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内心诉求的外化体现。 3.从以物质性消费为主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变 改革开放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短缺经济”向“消费新时代”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广大民众在物质性、生存性方面的需求已经得到了逐步满足,在服务型消费诉求明显增长的同时,其增长率较之传统的商品消费更加突出。特别是在2013—2024的十余年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已经高达8.6%,2024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在综合消费支出的结构性占比中已经达到了46.1%,同比增长0.9%,对消费支出的贡献率高达63%,早已发展成为拉动消费规模的新引擎。 (三)消费结构升级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当下,服务型消费日趋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主流,而且据有关研究结果,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如果能够达到美国人均服务性消费的15%左右,将会同步释放高达30亿—40亿元的巨大消费市场。 1.服务型消费占比依然有提升的空间 2024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13,445美元,虽然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服务型消费占比只有46.1%,较之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也从侧面揭示了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预测至2035年可以从目前的46.1%进一步提升至60%左右。 2.最终消费率有一定的优化和提升空间 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市场规模为76.3万亿元,而从2013—2024年间的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来看,55%的数据已经预示着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从世界整体消费率及最终消费率的数据来看,我国2023年的消费率仅为56.8%,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80%的整体消费率;居民40%的最终消费率也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60%左右的指标。由于我国消费率长期占比较低,侧面预示着,其确实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3.消费潜力的释放趋势 在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明显驱动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据有关统计结果,我国截至2024年年底,超过60岁的人口数量已经高达3.1亿(其中包括2.2亿的65岁以上老龄群体),在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当中,财富自由、消费意愿强烈、退休保障充分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催生了老龄消费市场以及银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持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支撑消费潜力释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有研究通过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约1.1万亿的消费支出,由此推算,未来十五年内,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从最初的4亿多增长至8亿多,将会进一步释放高达30万亿元的消费支出。 “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让消费潜力释放。2023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2024年年末,我国国内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较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巨大差额,预示着庞大的“人户分离”群体以及潜在的巨大消费增量。举例来说,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9,280元,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28,227元,如果在2025年年底,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能够达到2024年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也会带动大约4.1万亿元的消费支出。 二、消费结构升级的困境与阻力 就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要想拉动消费就要竭力提升广大民众的消费信心和预期。不过,在意识到城乡居民消费有着巨大的改进和优化空间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其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其对消费潜力释放所能形成的影响。 (一)相对于短期拉动消费的刺激政策,深化结构性改革更为关键 虽然就目前来看,短期拉动消费的政策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和积极影响,但是结构性改革却可以通过对既有机制的优化、制度的重构,及时解决消费领域的结构性问题。 1.存在于消费领域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随着传统短期消费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只有实施结构性改革才能缓解消费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如城乡消费能力不均衡、供需结构不匹配、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等。 2.消费刺激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正在有所减弱 截止2024年第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累计增长情况,相对于前三季度的8.3%、6.7%和5.3%呈下降趋势,为5.1%,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说明,单纯通过政策来刺激消费,并不足以激发消费的活力、维系其持续性,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持久地提升居民长期消费的信心和能力。 3.短期消费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2024年,在国补政策、以旧换新等的影响下,国内家装、汽车以及家电等行业的销售额较为可观。初步估算,在政策加码以后,该年9—12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之6—8月份提升约1.5个百分点,超额零售金额约为2,436亿元。但是相对而言,这些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带有一定的局部性、短期性,甚至没有触及消费结构改革的深层机制,尽管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因此,需要推动结构性改革与短期政策互补,实现短期刺激消费和长期优化消费结构的统一。 (二)服务型消费虽然是扩大内需的最大增长极,但其占比并未达到预期。 1.针对服务行业进行的投资增速缓慢。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针对服务业所展开的投资,近年来始终处于下降趋势。相对于2023年服务业投资增速0.4%,2024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至年底一度下滑至—1.1%。这足以证明,有关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短板,后续有必要通过及时的改革和调整,引导相关资本及时投向高品质的服务领域。 2.消费者预期和消费倾向,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据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1月,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6.4%,相对于2020年的120%已经表现出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尽管在2025年的2月有所改变(增长和反弹),但整体来看,其依然处于历史低位。由此观之,刺激消费、振兴市场,不能单纯依靠各种短期政策的刺激,要尽可能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化社会支持与保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稳定社会就业、增加直接收入的同时,重塑广大消费者的信心。 3.服务型消费占比增速缓慢 现阶段,虽然我国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始终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但也面临着来自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其实际提升的幅度、增速等还未达到预期。 在2013—2022年的十年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占比提升至43.2%;后在2025年7月,商务部部长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已经达到46.1%——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消费结构升级正在面临制约和瓶颈,后续迫切需要借助结构性改革来释放消费服务的潜力、消除制度方面的障碍和负面影响。 (三)政策调整与制度变革不适宜 国家层面发挥的经济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实现突破,否则这些政策非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价值感也会大打折扣。 1.落后于发展阶段的“投资于人” 消费结构升级情况难以达到预期、服务型消费在消费结构中占比不足、提升效果不理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对人的投资长期偏低,落后于发展时代,间接导致广大民众消费意愿和信心不足,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难以得到实现,消费潜力无法得到激发。 2.供需结构并不适宜 举例来说,在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服务供给保障关系到服务型消费最终形成的规模。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供给存在和拿到缺口的情况下,供不应求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以典型的养老产业和相关服务为例,由于目前我国完全契合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的服务型供给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无论是社区养老占比还是养老床位的设计上较之理想数值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 3.人资投资落后于物质投资 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较为典型的结构性矛盾,在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缺口长期存在,没有缩小或闭合的趋势,尤其是广大长年在城镇务工但是没有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在其所获得的社会公共服务保障方面较之持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有较大的差距,无形中制约了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积极性和消费潜力。202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5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7.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同等发展阶段国际的平均水平。但是有关民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占比远远低于37.8%,再加上公共服务体系供给和支撑不足,形成了“重物于人”的投资结构,后续只有推动结构性改革实现从“以物为主”向“以人为本”过渡,才有可能推动消费升级的实现。 三、结构性改革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阐释 消费连接经济和民生,既会对经济发展和增长产生影响,也是能够用来对民生获得感进行衡量的标准之一,而消费结构升级、提升服务型消费占比需要高度的社会保障和支撑,针对现阶段存在的多种矛盾,有必要让服务型消费尽可能和惠及民生的事项进行衔接,衍生出更加合理的利益结构,通过制度改革、资源优化配置及激励机制调整等手段,充分释放其作用机制。 (一)破解供需结构性矛盾 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无需赘言,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能够在供给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鼓励良性竞争及放宽市场准入的方式,保障服务供给的多样性及高质量,从而激发和匹配更加差异化的服务诉求,联动外部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对于破解供需矛盾也有着显著的意义和价值。 1.加速与服务市场开放相关的结构性改革 政府采购需要释放对体制内外社会组织以及服务型企业的平等要求和待遇;以实现服务业和工业用地政策平等为目标,加速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积极开展国际标准的适用性分析及关键技术指标对比研究,推动实现制度型开放的实质性突破;尽可能控制和缩小体制内外各类人才在社会服务保障、待遇方面的差距,推动人才市场化改革。 2.补齐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短板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额为75,238万亿元,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但是其在外贸总额当中的占比仅有14.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总额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为38.5%。根据计划,至203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划将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在外贸总额当中的占比将会达到20%左右,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要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当中的占比提升至50%左右。 3.推进服务市场的改革开放 现阶段,我国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开放程度较之制造业,还有很大的改进与优化空间,而要想“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需要在扩大服务市场改革开放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对准入后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系统性梳理; 第二,在打破服务业行政垄断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第三,扩大电信、教育及医疗领域的改革开放试点,推动文化、互联网等领域的有序开放; 第四,支持社会资本、外资有序进入具有较大投资空间的服务型领域,放宽服务型市场的准入标准、降低其门槛。 (二)破解城乡结构性矛盾 现阶段虽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正在提升进入工业化后期,但是相对于其发展进程,城市化水平却呈现相对落后的局面,城乡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消费结构转型和升级的一大阻力。加速“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及时破解城乡结构性矛盾,能够适度缓解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也是能够拉动全国消费的重要举措,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可以加速人均城市化进程及经济转型升级,让个体消费的潜力得到巨大释放。 1.正视未来五年,城市化及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历史节点 当城镇化建设进入成熟阶段、服务型消费社会已经形成时,我国的消费结构将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步入“十五五”时期,根据相关机构的数据分析与预测,城镇化率将超过70%、服务性消费占比预计超过50%,恰恰预示着城市化进入成熟期、服务型消费社会彻底形成。 2.加速“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 “十五五”将是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其如果能够得到妥善地引导和有效地解决,将助力我国走出一条借助城市化来扩大消费规模、改善民生、拉动内需的新型道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优化城乡结构可以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消费潜力,为未来10—1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加速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将同步启动一批有益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改革,让城乡消费市场从最初的二元分割(甚至是对立)走向一体化,尽可能为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更为充沛的空间。 3.淡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影响 长久以来,我国消费率偏低都和城市化进程滞后效应存在关联。根据2024年人口统计的相关数据,截至2024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约为67%,具体数值介于世界平均水平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左右,说明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有近3亿民众并没有彻底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当中。 有研究数据显示,城镇化之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之城镇化之前会有明显的提升,若能保障居住证制度的全面贯彻和落实,可以让新进入城市的非城镇户籍持有者的平均消费水平实现大规模提升。即如果近乎3亿民众真正融入城市当中,持有城镇户籍,其所联动的消费需求,甚至可以超过12万亿人民币。 (三)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高消费必须以高收入为前提,要想提升广大民众的消费信心、消费能力,需要在整个社会内采取措施,切实提升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换言之,要想加速消费结构升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充分释放政府在引导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公共消费不仅是能够让广大民众放心消费的保障,也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性条件。宏观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公共消费的现实需求依然十分旺盛,也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故需要进一步释放政府在引导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加大和优化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的支出,逐步提升财政在就业支持、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占比。 2.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 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当中,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长期偏低,从目前约为52%的水平来看,虽然和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全球占比基本保持一致,但明显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劳动者消费潜力的释放。而围绕劳动者报酬来源进行分析,源自政府部门、企业的支付占比相较世界平均水平并不理想,2024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约为52%,后续进一步提升其占比,间接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占比颇为关键。 3.加大有益于扩大就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现阶段,居民就业收入增长确实迎来了较为突出的挑战,要想稳定甚至促进消费,关键就在于如何稳定企业、稳定就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针对2025年第二季度的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该季度全国就业感受指数和收入感受指数分别为28.5%和45.0%;对比2023年第四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的34.1%和47.1%数据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针对这一情况,如何采取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扩大有益于就业的政策建立和实施力度,构建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在提升就业质量的同时,维系广大居民的就业稳定性,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促进和提升居民就业稳定性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在完善有益于灵活就业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政策及制度同时,将具体制度落实到政策文件当中,提升劳动者的可持续就业、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最终带动其消费水平的提升。 综上所述,结构性改革对消费升级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多个维度,如其将破解供需、城乡及增长与分配结构性矛盾。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的关键时期,针对种种结构性矛盾所致的掣肘,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民众消费信心不足、消费潜力无法得到释放和激发的问题,需要转变对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持续依赖,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结构性改革,持续为消费市场输出动能,加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铖.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5(18):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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