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刘一锦

（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近年来，公司治理作为现代企业运营的核心，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全球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本文以金税三期工程分批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和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两种机制促进了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政策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本研究在理论上扩展了对公司治理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在实践上为政府优化税收数字化治理策略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词：税收征管数字化;公司治理;金税三期

一、引言

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入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局部冲突等问题日益严重。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治理”，这对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效的公司治理不仅能够保障股东权益、提升信息透明度，而且能够确保企业战略决策的明智性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市场适应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欲实现有效治理并非易事。一方面，公司治理的基础性内容是解决代理成本问题（曾亚敏等，2009），管理层可能更关注个人利益而非公司或股东的长期利益，且两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代理成本难以降低；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的问责与追责机制可能存在扭曲和失灵（赵旭东，2021），未能使不同个体因履职条件不同而承担与其履职相对应的具体法律义务。因此，如何完善公司治理，构建健全的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挑战，不仅能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且对于我国微观经济与宏观政治体制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税收征管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机制，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强调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税收征管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性。自1994年金税一期工程启动以来，中国税收征管体系经历了多次迭代升级，其中金税三期工程自201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实施（见图 1），通过“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和“四类系统”的架构，优化了税收数据的收集、共享、处理和应用，显著提升了税务机关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税收征管的转型借助技术革新，极大地提高了税务流程的透明度与合规性。这一转型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对内部控制机制的深化和规范化管理的严格把控，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的层次与效率。因此，金税三期的实施不仅标志着数字化税收征管的一次重大飞跃，也为理解和评估税收政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图1 各地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的年度

在探讨金税三期工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分析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可能产生的“激励”与“抑制”双重效应。一方面，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能够减少股东和管理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曾亚敏等，2009）。这种作用机制在于，税收征管的强化有助于缓解企业避税行为，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张玲等，2015）。然而，另一方面，税收征管的强化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能会提高审计师的业务风险，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李增福等，2022）。综上所述，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复杂且多维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国家税收体系的效率和透明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对公司治理水平的优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数字化税收征管通过提高税收信息的透明度，促进了企业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金税三期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数字化改革，通过电子发票系统、在线申报和实时数据监控等手段，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税务欺诈行为。这种透明度的提升迫使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和合规性，从而提高了公司治理的质量和效率（Claessens et al.，2008）。其二，金税三期政策通过优化税收征管流程，企业面临的合规成本有所变化。一方面，自动化和标准化的税务流程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另一方面，更严格的监管可能增加了企业的遵从成本，这种成本的变化促使企业优化治理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税务风险和合规性（张健，202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税收征管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公司治理水平。参考林树和葛逸云（2023）的做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股东、董事会和激励机制三个层面的多个维度（见表 1），构建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

表1 公司治理水平变量测度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2.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为验证双重差分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的共同趋势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具体来说，本文使用2009年到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金税三期的实施时间分别为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 因此事件可能出现的时期包括{-7,-6,-5,-4,-3,-2,-1,0,1,2,3,4,5,6,7,8,9},-i表示政策实施前第i期，i表示政策实施后第i期。为使每一期的样本个数差异不过大，我们将事前第7、6、5、4期合并为事前第4期，事后第6、7、8、9期合并为事后第6期，即“事件”分别设定为政策相对的{-3,-2,-1,0,1,2,3,4,5,6}期，并且以事前第4期为基期。此外，还引入了额外的时间虚拟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结合事件史研究法（Jacobson et al.，1993），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图2展示了政策实施前后时间点的回归系数。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2）处理效应异质性

传统双重差分（TWFE）统计量在处理效应存在异质性时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为克服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纳了Sun和Abraham（2021）提出的S-A统计量，以检验政策的动态效应。鉴于金税三期政策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符合传统控制组条件的企业几乎不复存在，故本研究将2016年金税三期政策推广地区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运用S-A统计量进行动态效应的检验，旨在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如图 3所示，即使在排除了处理效应异质性的情况下，采用S-A统计量得到的估计结果与事前趋势保持一致，显示出政策实施后的动态效应。

图3 排除处理效应异质性的动态效应

3.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围绕税收数字化征管的作用机制展开检验，采用江艇（2020）提出的两步中介效应检验法，从研发操纵和数字化转型这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了税收数字化征管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内在逻辑。

（1）机制一：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

本文参考张玉明等（2023）的研究思路，将研发操纵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呈现在表 4 的第（1）列。从中能够看到，did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一回归结果清晰地表明，税收数字化征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操纵程度，进而对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2）机制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本文基于吴非等（2021）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在企业年报中出现的频次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指标，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4第（2）列。可以发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税收数字化征管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从而提升了公司的治理水平。

表 4 作用机制分析 

五、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水平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最终达到保护股东利益、提高公司绩效和降低风险等目的。因此税收数字化征管政策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后是否可以达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目的？从理论和实践意义上讲，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问题。

本文参考翟胜宝等（2018）采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测度企业代理成本，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模型（1），并将公司治理水平（Gov）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可以发现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率和提升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也印证了金税三期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表 5 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水平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当代数字经济社会，"以数治税"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策略，其在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方面的潜力，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聚焦企业治理行为，以2009年—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准自然实验的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分别是抑制企业研发操纵和提升企业数字转型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政策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2.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对税收征管政策和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第一，政府应深化数字化税收征管系统的推广与完善，建议全面推广并持续优化金税四期工程，实现税收征管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通过引入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强税收监管，确保政策覆盖所有企业和地区，以实现税收管理的高效性和普及性，从而无差别地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数字化税收征管系统的资金投入，提升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效率；开展定期培训和指导，帮助企业适应新的税收征管环境，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建立反馈机制，以企业的实际体验和需求为导向，不断调整和完善系统功能，确保税收征管系统的高效运行和政策的有效实施。第二，政策制定者应加强研发支出的透明度监管，确保企业的研发活动真实、合规，避免企业通过不当手段操纵研发成本以获取税收优惠。同时，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激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管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以支持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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