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南省为例

张潇悦  向晶晶  周奕欣  佘思远  刘慧敏  罗浩文   湖南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受2020年湖南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经费资助，名称为《疫情背景下地摊摊贩对于政府规范化管理的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S202010543057）。

摘要：地摊摊贩对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地摊经济的效率，从而激发“内循环”视角下地摊经济拉动消费、促进国内吸收的功能。基于文献研究和相关地摊经济政策，通过实地调研，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认为经营目的、摆摊前后薪酬对比、摊贩关于摆摊对交通影响的认知、摆摊前工作对摊贩关于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从内循环角度提出关于地摊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内循环；地摊经济；规范化管理；多分类有序Logistics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其长期性与严峻性导致了全球化进程的倒退，同时，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经济复苏迫在眉睫，基于此背景下，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双循环”的概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把刺激内需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冠疫情缓解、居民消费积极性不高、失业率大幅上升的背景下，地摊经济是刺激内需、复苏经济的第一步。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需要地摊经济的助力。

“双循环”经济可以分为“内循环”与“外循环”。“内循环”是指经济发展的要素主要来自国内，产品生产、劳务、销售和消费等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国内。“外循环”是国际之间劳动力、生产要素、资金等国际资本的流动，其核心是出口。经济“内循环”有着重要意义，它关系到经济发展目的的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面对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必须之举，也是中国在现有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地摊经济是国内大循环不可小觑的根据地。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时做到“摆而有序”，更是中国社会人情化管理的进步。地摊经济在为城市增添烟火气、带动全民经济的同时,扩大内需，为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地摊经济的兴起,极大调动了国内消费积极性,消费的增加使得生产水平逐渐回到正轨，工厂开工让就业率缓慢回升，居民获得收入来源，这是扩大内需、促进内循环的关键。

关于地摊经济规范化管理的研究，前人大致分为法律、市场监管、管理政策三个维度。从法律角度看，蒋云（2009）、刘升（2016）、陈兵（2020）都认为政府应坚持和遵循依法治国的总基调，聚焦地摊经济的特征和本质，在法治维度下规范和引导地摊经济的发展，韦正富(2011)认为应该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与水平， John Pratt等(2019)研究了不同制度因素下中国城管执法行为的变化特征。从市场监管角度看，王岩（2018）、王曙光（2020）认为应该强化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地摊经营行业准入制度，成立地摊行业协会进行行业监管和建立地摊经营者培训和业务学习交流制度来开展商家自我教育，孔祥超（2020）从组织和个体两种视角对地摊市场监管和经营状况进行分析；从管理政策角度看，张国平（2008）、崔占峰（2014）认为摊贩管理长效机制的建设有赖于治理结构的转型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对流动商贩的治理从逐步形成服务规范系统、社会监督系统到最终走向商贩自治体系的构建目标；lly（1986)探讨政策制定目标与实施的不协调，马尼拉的流动摊贩易逃避城市政府的日常行政管理。在以往关于地摊经济规范化管理的相关文献中，大多数论文从定性层面进行论述，张丙宣（2020）、周晓穗（2020）分别采用博弈论模型、GIS工具定量研究城管与摊贩行为特征和摊贩的时空分布特征，但针对地摊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仍有拓展计量模型运用的空间，丰富相关研究采用的应用工具，提高研究的说服力。本文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摊贩对于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研究中，同时从内循环角度思考地摊经济的管理政策，以期为地摊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研究对象与定性分析

（一）调查问卷的基本特征概况

课题组以湖南地区为调研范围，主要调研地区为长沙、岳阳、邵阳以及湘潭。调查问卷从地摊摊贩的基本特征、地摊摊贩的经营特征、政策对于地摊摊贩的影响、地摊摊贩的认知特征角度设计20个问题，根据调研者的态度以及事后的方差分析等方法，去除无效问卷。在调研过程中，总共收集有效调研问卷590份，以此样本进行后续定性和定量分析。

（二）地摊摊贩的基本特征

摊贩的年龄结构以18-40岁为主，占60-70%之间，其他各个年龄阶段均有分布，由于摆摊的工作强度，65岁以上的老年人相对较少，占到百分之二的比例；摊主中约6成为女性，男性在4成左右，女性相对较多，但并不影响摊贩群体性别无显著特征；高中及中专学历、初中学历是多数摊主的学历，本科以上及小学占比相对较少，特别是小学学历仅仅只有2%，这体现了“文盲”现象在现代社会中的好转，而本科学历的摆客大多是为了体验生活的学生。

（三）地摊摊贩的经营特征

 摊主的经营大多是出于谋生和补贴家用，但也不乏20%左右为了丰富和体验生活而外出摆摊者；服装和食品为摊主们经营的主流，其中，根据口述，邵东市的服饰类的经营者大多是为了销售由于线下实体店关门而滞销的成品，这也反映了三四线小城市电商渠道应用度不足的特点；由于城管管理的规定以及人流量、摊主个人白天工作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近7成摊主选择晚上营业，三成左右选择全天候经营，仅有少数不到10%的摊主选择仅白天营业；摊贩的经营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即在经营期间基本选择每天经营。

（四）政策对于地摊摊贩的影响

六成以上的摊贩都是从允许设立摊位的政策出台以后才外出摆摊，而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以工厂工人、自营为主，侧面反映了2020年上半年的政策对于工作方式选择的影响；摊主群体摆摊前的月收入位于3500-5000元的区间的数量明显高于摆摊之后，而摆摊后月收入2000元以内成为了地摊摊贩月收入相对普遍的区间，占到四成的比例。总体来看，尽管允许摆摊这一政策利好于地摊经济的发展，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摊贩的收入具有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只有约占2%左右的少数摊主由于摆摊经验、个人技巧、特殊经营方式等因素的原因，摆摊月收入达到了两万元以上；由于政府对于摆摊的限制性管理，允许摆摊的政策出台之前视情况不定点摆摊的摊贩相对政策出台之后更多。

（五）地摊摊贩的认知特征

 八成的摊主们认为地摊经营对于城市的交通、环境、形象社会治安等方面带来影响，但在摊贩中熟食类经营者居多的前提下，政府对于城市环境的管理是有必要的；尽管城市中有允许摆摊的区域，但仍有半数受访摊主表示定点摆摊点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认为区域人流量少的摊主数目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根据实地考察，课题组发现大多摆摊区域本身确实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人流量少受当地居民自身收入水平的中位数降低的影响较大。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深析

（一）研究假设

根据满意度的混合影响，摊贩对政策的满意度受主观满意和客观满意影响，是一个融合主观和客观的满意感体验追求。因此，构建摊贩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层次模型中，需要结合主观和客观满意度的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其满意度要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因素来考虑，并提出以下假设：

H1：模型中影响摊贩对政策满意度的各因素中至少有一个因素对摊贩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H2：对摊贩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中各因素处于不同状态时，摊贩对于政策满意度有明显差异。

（二）研究方法

Logistics回归分析是一种多元非线性回归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中，可以侦测影响自变量的因素，可以预测个体在一定条件下处于某种状态的概率，还可以分析不同组合条件下个体出现某种状态的相对危险性，而且Logistic回归分析属于非线性回归，可以做定性和定量的判定。

研究采用李克特（Likert）５级别量表法设计调研问卷，将“地摊摊贩对于政府定点管理政策的满意度”划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有序类别，运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s回归的方法，使用美国IBM公司的SPSS 24.0软件，将地摊摊贩对于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三）模型构建

多分类有序logistics回归是因变量为有序的多分类变量，因变量Y存在s个水平：1,2,3……s，其中s>2；自变量可以为分类变量，也可以为连续变量，自变量X有t个变量，即。模型采用logistic作为连接函数，具体表达式如下:

该方法必须进行平行性检验，即检验自变量系数是否相等，首先对p值进行分析，可见该值大于0.05，可以证明该模型有意义。运用SPSS24.0统计软件，对上述因子，协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并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计量模型结果。

（四）模型检验

基于多分类有序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政策满意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直接影响摊贩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并且通过模型拟合信息反映模型拟合质量，由表1可知：模拟拟合信息的显著性小于0.05可知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有效，即整个回归方程的建立是有意义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因素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H1得到验证）。

表1  模型拟合信息

表2  平行线检验    

平行线检验中显著性为1大于0.05，证明了满意度的阶梯是等差的，满足平行线检验，表明自变量在各回归方程的效应相同，符合有序logistic模型的“比例优势”假设条件，可以继续使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

（五）显著性分析

摊贩年龄没有呈现出显著性（p=0.999>0.05）；摊贩摆摊前收入没有呈现出显著性（p=0.481>0.05）；摊贩摆摊后收入没有呈现出显著性（p=0.801>0.05）；以此类推，摊贩学历没有呈现出显著性；经营目的养家糊口和业余时间补贴、摊贩经营类型、摊贩经营时段、摊贩经营形式、摊贩在政策出台前是否经营、摊贩从事流动的经营时间半年以内、半年至一年、一年至三年、五年至十年、十年以上、摊贩认为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没有呈现出显著性；摊贩认为是否会对城市形象产生影响、摊贩认为是否会对社会治安产生影响、摊贩摆摊区域存在的问题等对摊贩对于地摊经济的政策满意度没有呈现出显著性；摊贩疫情前工作地摊经营、工厂工人、事业单位管理层、企业单位职工、企业单位管理层对摊贩对于地摊经济的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没有呈现出显著性。以上意味着摊贩年龄、摆摊前收入、摆摊后收入、学历、疫情下部分经营目的、经营类型、经营时段、经营形式、积极政策出台前是否经营、从事流动经营的部分时间、摊贩认为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摊贩认为是否会对城市形象产生影响、摊贩认为是否会对社会治安产生影响、摊贩摆摊区域问题、摊贩摆摊前工作地摊经营、工厂工人、事业单位管理层、企业单位职工、企业单位管理层这些方面的因素不会对摊贩对于现行政策的总体满意度产生显著性影响。

（六）优化模型的优势比分析

表3  优化后的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在优化模型的过程中发现有“摊贩从事流动经营的时间”这个变量没有呈现显著性，摊贩从事流动经营的时间的显著性为0.834（P>0.05）。因此，现对剩余变量再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以下四个变量呈现显著性，“疫情下的经营目的”“交通”“疫情前的工作”“疫情前后薪酬对比”。

现对符合显著性要求的解释变量构建优化模型，运用优势比对不同解释变量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以业余时间补贴家用为对照组，经营目的为体验生活的OR值是0.276（95%CI: 0.085-0.896），χ² =4.587，P=0.032，相比经营目的为业余时间补贴家用的经营者，经营目的为体验生活的经营者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0.276<0.5倍，意味着经营目的为体验生活的经营者对政策满意度低于经营目的为业余时间补贴家用的经营者；认为摆摊对交通有影响的摊贩的OR值是6.079（95%CI: 1.707-21.653），χ²=7.754，P= 0.005，相比认为摆摊对交通有影响的摊贩，认为摆摊对交通有影响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6.079>0.5倍，意识到摆摊对交通有影响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更高、对城管执法的配合度越高；以摆摊前工作为其他为对照组，摆摊前工作为农民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的OR值是6.197（95%CI: 1.398 -27.463），χ² = 5.767，P=0.016，相比摆摊前工作为其他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农民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6.197>0.5倍，意味着摆摊前的工作为农民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较高；以摆摊前工作为其他为对照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事业单位职工对政策满意度的OR值是82.454（95%CI: 10.919 -622.622），χ² = 18.297，P=0.000，相比摆摊前工作为其他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事业单位职工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82.454>0.5倍，意味着摆摊前的工作为事业单位职工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很高；以摆摊前工作为其他为对照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企业单位管理层对政策满意度的OR值是25.377（95%CI: 1.434 -448.981），χ² = 4.866，P=0.027，相比摆摊前工作为其他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企业单位管理层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25.377>0.5倍，意味着摆摊前的工作为企业单位管理层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很高；以摆摊前工作为其他为对照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无业游民对政策满意度的OR值是6.670（95%CI: 1.269 -35.505），χ² = 5.024，P=0.025，相比摆摊前工作为其他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无业游民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6.670>0.5倍，意味着摆摊前的工作为无业游民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很高；以摆摊前工作为其他为对照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自营对政策满意度的OR值是6.547（95%CI: 1.715 -24.992），χ² = 7.559，P=0.006，相比摆摊前工作为其他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自营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6.547>0.5倍，意味着摆摊前的工作为自营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较高；以摆摊前工作为其他为对照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学生对政策满意度的OR值是48.575（95%CI: 7.898 -298.769），χ² = 17.553，P=0.000，相比摆摊前工作为其他的摊贩，摆摊前的工作为学生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48.575>0.5倍，意味着摆摊前的工作为学生的摊贩对政策满意度很高；以摆摊前后薪酬对比下降为对照组，“摆摊前后薪酬对比”为上升对政策满意度的OR值是1.479（95%CI: 0.985-2.222），χ² = 3.599,P=0.059,相比摆摊前后薪酬对比为下降的摊贩，摆摊前后薪酬对比为上升的摊贩对政策至少提高一个满意度的概率为1.479倍>0.5倍。经营目的、摊贩对于摆摊对交通影响的认知、摊贩摆摊前工作、摆摊前后薪酬对比各因素处于不同状态时，摊贩对于政策满意度有明显差异。（H2得到验证）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地摊摊贩对于政府规范化管理满意度影响因素。

图1  地摊摊贩对于政府规范化管理满意度影响因素

表4  优良性检验系数a

根据优化后模型的参数估计表中的回归系数值，可以构建从事摊贩人员的政策满意度回归模型：从事摊贩人员政策满意度=-0.008×摆摊前工作+（-1.678）×摊贩关于摆摊对交通影响的认知+0.186×经营目的+0.392×薪酬与疫情前对比。

构建出来的模型是否有效反应现实，需要诊断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否有效。诊断的主要途径是看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如果容忍度（Tolerance）小于0.1或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10，则表示有共线性存在。

从表4中可知，容忍度均远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所以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由此，湖南四市五地从事摊贩人员的政策满意度多元回归模型构建合理，假设合理，从而得出影响湖南四市五地摊贩的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经营目的”“摊贩对于摆摊对交通影响的认知”“摆摊前的工作”“摆摊前后薪酬对比”。

四、政策建议

（一）落实摊贩疏导型教育

意识到摆摊对交通有影响的摊贩政策满意度与城管执法的配合度更高，从侧面说明了对摊贩进行适当摆摊前引导的必要性。对地摊经营者进行注册前的疏导型教育，第一，向摊贩告知摆摊区域的管理政策与政府对于摆摊的扶持制度，力求在有效监管的同时明确摊贩的权利与义务，以加强摊贩参加地摊经济的意愿；第二，对摊贩进行摆摊前培训以提高摊贩对于摆摊给城市交通、环保卫生、城市规划、市容市貌等多方面的影响的认知度，以期减少地摊经济的负效应，提高摊贩对于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满意度和配合度。

（二）规范化管理定点经营场所

第一，在城市各地实地调查，寻找合适的公园广场等地建立定点摆摊区域，不同区域将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不同时段开放，以保证地摊经济的经济效益。区域设定须遵循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的原则，并为其增添便利；第二，为方便商贩进行设点工作的有序进行，政府财政出资对场地进行维护、对商户提供支持。同时，对场地的维护工作能为当地人力市场提供就业岗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当地经济复苏，从而加速经济发展内循环的进程；第三，根据不同经营目的，对以体验生活为目的的摊贩单独进行摊位安排，确保地摊经济市场保持完全竞争。

（三）运用激励措施刺激地摊经济发展

第一，由餐饮承包公司统一采购环保可降解餐具，以略高于成本价批发给商贩，再由政府对每份餐具进行一定金额的补贴。以此在保证环境卫生的前提下，推动商贩加入摊贩注册管理系统的积极性；第二，对地摊经济摊贩的日常营业成本的水电费等各项开支进行免税减费，政府出资设立定点摆摊区域的宽带专线；第三，设立注册摊贩的子女教育基金，以政府信用进行降息或零息助学贷款和对特困的地摊经营者子女奖励额外的助学金，一方面刺激了地摊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的摊贩家庭的资助有利于减少犯罪等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第四，为增加摊贩销售额，可以在周边地区限制车流量和增设停车点，变相增加区域人流量，进而促进地摊经济发展。

五、结语

从地摊摊贩对于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其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优势比分析，剖析各因素内部不同取值的经济意义，把握提高政策满意度可以采取的有效方法，同时结合国内外既有文献中提到的地摊经济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相关建议，提出有利于推动地摊经济发展的具体的政策建议，为打通经济内循环的毛细血管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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